1916年11月8日，蔡鍔病逝于日本福岡醫院。他的遺書，版本眾多。其中陶菊隱《政海軼聞》與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所錄，都有這么一段：

“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而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才，畀以寬典。”

陶菊隱說：“政府以楊甘冒不韙，卒下通緝令，是書亦隱而未發也。”我懷疑，鑒于楊度的臭名，有些版本，故意略去此節，以免玷污蔡鍔的形象。

然而這卻是強作解人。遺書所記，往往都是要事，生死關頭，蔡鍔猶不忘為楊度脫罪，足見交誼之深，不可磨滅。聯系當時二人的處境，一個被譽為“再造共和”的名將，一個被斥為“帝制余孽”的落水狗，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落差愈大，交誼便愈發耐人尋味。

他們都是湖南人，相識于留學日本期間。彼時楊度聲望極高，連孫中山都久仰其名，到東京找他合作，邀他加入革命黨。章士釗說“留學生時以楊度為有名”，當屬實情。楊度性情豪放，長袖善舞，有意結納天下英雄，其寓所常常高朋滿座，有“留日學生俱樂部”和“湖南會館”之稱。1905年9月，中國留日學生總會第六屆干事改選，楊度以七百四十余票當選為干事長(會長)。須知那年頭在日本求學的中國人，英才輩出，豪杰如云，能夠脫穎而出，成為領袖，實在是一大榮耀。

在楊度的“湖南會館”，蔡鍔是座上賓之一。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稱蔡鍔在“鄉人之中，獨與度契。休假日，必飯于度”；并指出，蔡鍔雖奉梁啟超為師，“然得啟超之心傳者少，而受楊度之熏染者為多”。后一句有待商榷。蔡鍔留日期間，提倡“軍國民主義”，相比楊度的“金鐵主義”(經濟的軍國主義)，大同而小異，不過未必是熏染之故，這在當時，屬于流行思潮，軍國主義的代言人鐵血宰相俾斯麥是那一代國人心中的偶像。況且，楊度作《金鐵主義說》，始于1907年，其時蔡鍔早已返國，算起來，蔡鍔提倡“軍國民主義”更早，到底誰影響誰呢？

蔡鍔雖是梁啟超的高徒，與楊度友善，不過清朝最后十年，他的政治立場，卻不偏向這二人所主張的君主立憲一派，而更接近革命黨。他是否加入同盟會，在兩說之間，不過他傾向革命，我以為殆無疑義。武昌起義爆發以后，他在云南舉義響應，高呼“革命清廷，驅除漢奸，復我河山，興我漢室”，并非見風使舵，而是水到渠成。

1913年10月，蔡鍔進京，與楊度重逢。此時他的政治觀，已經回歸梁啟超的懷抱。對于發起“二次革命”的孫中山和國民黨，他持批評態度，稱“暴烈派以破壞為事，茍可以達其目的，即犧牲全國而不恤”。對于袁世凱，他則給予信任和支持，這不僅基于與梁啟超保持一致的姿態，更是因為，如其遺書所示，他抱持的軍國主義，需要一位雄主，“非大有為之君，不足以鞭策而前”，袁世凱一代梟雄，正符合他的預期。而且論雄才與性情，與蔡鍔接近的不是那些革命黨人，恰恰是袁世凱。

袁世凱招蔡鍔進京，不乏防范、羈縻之意，后來卻委以重任，令其進入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擔任辦事員，看起來毫不起眼，實為要職，遠過于參政院參政、昭威將軍等；此后還有傳言，袁世凱甚至屬意蔡鍔出任參謀總長，陸軍總長。

有一說，蔡鍔被袁世凱重用，有賴楊度和夏壽田的推薦。可與此說互證的是，后來袁世凱大罵楊度為“蔣干”。《三國演義》第四十五回，蔣干盜書，誤中周瑜的反間計，導致曹操殺死蔡瑁、張允這兩位水軍將領。在袁世凱看來，楊度建議他重用蔡鍔，蔡鍔卻反戈一擊，向帝制宣戰，此舉正可比蔣干盜書。

袁世凱曾論蔡鍔，雖屬馬后炮，卻也是知人之言：“以彼臨行之謀慮深遠斷指，此人之精悍遠在黃興及諸民黨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當世英雄，袁世凱最欣賞或者說忌憚宋教仁，對孫中山、黃興評價都不高：“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黃氏性質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膽小識短，易受小人之欺。”將蔡鍔置于宋教仁之上，可見評價之高。

王闿運同樣欣賞蔡鍔，他認為蔡鍔智慮深沉，不露鋒芒，楊度則是“書癡”，心高氣傲，不知變通。二人恰好互補，倘能合作，必有所成。楊度向袁世凱舉薦蔡鍔，除了友誼，未嘗沒有與老友聯手的意思。然而蔡鍔心中，公義大于私誼，國家大于個人。最終，他與楊度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將軍拔劍南天起，“申大義于天下，為國民爭人格”。

楊度挽黃興，有“公誼不妨私，平日政見分馳，肝膽至今推摯友”之句。公義不妨私誼，私誼不妨公義，公私分明，可謂那代人的常識與共識。蔡鍔臨終為楊度呼吁，不妨視為“公誼不妨私”的一個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