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蔣介石是浙江老鄉(xiāng)，二人一文一武，都是對中國近代史產(chǎn)生過極大影響的非凡人物。雖為同鄉(xiāng)，但兩人的政見與理念似乎有所不同，因此他們算不得一條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但彼此曾有一段惺惺相惜卻鮮為人知的特殊友誼 。蔣介石一貫重用浙江籍同袍，對魯迅的文學才華與骨鯁之氣也很是仰慕，因此一直對他百般籠絡，希望他能為己效力。魯迅卻始終和蔣保持若即若離的微妙關系，既不疏遠，亦不親近，十分懂得把握彼此之間交往的分寸。

其實，魯迅對于自己這位浙江老鄉(xiāng)的態(tài)度，并非人們一貫認知的那樣針尖對麥芒，或絕不敷衍，而是曾對他很贊賞并寄予厚望的。1926年秋，正在廈門大學國文系當教授的魯迅已經(jīng)人到中年，他在寫給許廣平的一封信中，第一次提到時任北伐軍總司令的老鄉(xiāng)蔣介石。在信中，他旗幟鮮明地力挺國民黨和北伐軍，并毫不掩飾對那位浙江小同鄉(xiāng)、比自己小6歲的蔣介石的好感。他寫道：“現(xiàn)在我最恨什么‘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這些話，假如研究制造槍炮的學者，將不問是蔣介石，是吳佩孚，都為之造嗎”？魯迅的文字半文半白，讀之有些晦澀、拗口，但讀后回味卻甘之如飴，看得出來，他討厭軍閥，支持北伐，非常欣賞敢作敢為的蔣介石。

之后，架不住國立中山大學代理校務委員長朱家驊一再來電力邀，魯迅于1927年初離開廈門大學來到廣州，任中大教務處主任并兼文學系主任。浙江湖州籍的朱家驊對魯迅十分敬重，他在歡迎會上熱情致辭，尊之為“戰(zhàn)斗者，革命者”。一貫以筆作刀、特立獨行、不媚流俗的魯迅對廣州某些官僚政客的宴邀是一概拒絕，唯獨對蔣介石或朱家驊等人的邀請他均欣然赴約。

1927年春夏之交，“四·一二清黨”事件發(fā)生。 魯迅憤而從廣州中大來到上海，他決心用手中的筆作武器，用一篇篇辛辣犀利的雜文作媒介，將斗爭矛頭直指國民政府新軍閥統(tǒng)治下的黑暗社會。之后，廣州突然發(fā)生“四·一五”屠殺慘案，蕭楚女、李森等2100余名左翼人士慘遭屠戮。魯迅與他曾經(jīng)頗有好感的國民黨政府在政治上產(chǎn)生嚴重分歧，并逐漸分道揚鑣、勢同水火。

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卻不愿將影響巨大的魯迅推到自己的對立面上去，于是對他采用羈縻、拉攏手段，他么所忌憚的正是魯迅手中的那支筆。這個時期的魯迅，內心似乎有些猶豫、彷徨。一方面困于生計，另一方面對之仍然抱有幻想，所以他還是小心維持著與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聯(lián)系。資料顯示，從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整整四年時間，魯迅以“特約撰述員”身份從國民政府大學院領取過總共14700元大洋的特殊津貼。這在當時可是一筆不小的收入，不光可以維持體面的生活，還有余錢供他收藏各類古籍善本、名家字畫、珂勒惠支創(chuàng)作的珍貴木刻作品。1928年東北易幟后，魯迅十分欣慰，他認為國民政府至少在形式上統(tǒng)一了國家，并撰文為之鼓與呼。蔣介石擊敗各路軍閥實現(xiàn)“統(tǒng)一”后，搞了場名實不符的“憲政運動”，不知何故，魯迅對此很是不忿，他認為蔣介石表面宣揚憲政，實質卻是剝奪民權，從此決絕地與國民政府漸行漸遠，最后甚至徹底決裂。

1930年初，魯迅在上海挑頭成立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一些左翼人士紛紛加入。這些人的活動與言論漸漸引起國民黨高層的嚴重關切與不安。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宣傳部長許紹棣密報中央，認為魯迅是個危險人物，建議以“墮落文人”的罪名通緝魯迅。

其實，這個“通緝令”從未得到認真執(zhí)行，確實是一件頗耐人尋味的事。魯迅身在上海，從未離開一步，要抓他豈不手到擒來、易如反掌？況且魯迅在上海的一舉一動，上海市黨部豈有不知，卻由浙江省黨部發(fā)出一紙通緝令，確實有些黑色幽默。或許，國民黨高層并不想真的抓捕魯迅，只是警告他不要玩過火，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尺度，不要突破國府為他劃定的底線。一貫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魯迅，對這種用意自是了然于胸，并懂得如何拿捏“分寸”，因此他劍走偏鋒，很是游刃有余，每次均有驚無險。

蔣介石的人生，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活歷史”，中年以后的他，和早期上海灘那個“小混混”簡直判若兩人。讓人詫異的是，他對嫉惡如仇、鐵骨錚錚的硬漢子魯迅，始終保持著一份發(fā)自內心的敬重，因此，他不放過任何一次機會，極力想緩和彼此之間的緊張對立關系，甚至想著有朝一日能將他拉到自己的陣營中來。1930年底，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的蔣介石親自兼任教育部長，他認為自己是身為教育界領袖，可以有更多機會和類似于魯迅這樣的文人多接觸、多交流感情。 上任不久，剛好有人向他告密，說教育部特約編輯周豫才，本名周樹人， 也即大名鼎鼎的魯迅，此人正是那個被浙江省黨部報請中央通緝在案的嫌犯。蔣介石不置可否，含糊地對那人說：“我素來敬仰他，很想和他會會面、交交心。 假若他在部里有朋友，可以托這人轉告他，如果他想去日本小住、療養(yǎng)一段時間，避避風頭，我可以解除對他的通緝令，還可以保留其職位、待遇”。

然而，魯迅卻拒絕了蔣釋放出的善意。1930年的最后幾天，魯迅被教育部解職，撤掉了他特約編輯的職務。此事是不是奉蔣介石之意，已茫然不可考。

此后，蔣介石對魯迅并非棄如敝履，不聞不問，而是一直在關注他。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夜，魯迅患了肺結核，而且病情逐漸惡化，他四處打聽去蘇聯(lián)莫斯科治療此病的路徑。蔣介石聽聞此事，指令宣傳部門火速撥出一筆專款幫助魯迅赴日本治病。然而，魯迅再次拒絕赴日養(yǎng)病，更謝絕了蔣撥給他的這筆救命錢。

1936年10月19日，魯迅以一篇“一個都不寬恕”的猛文作為遺囑，走完了自己并不漫長卻鋒芒畢露的斗爭人生。魯迅去世后，身上仍然背著“通緝犯”之名。國民政府拒絕了中共提出的為魯迅舉行國葬的請求，蔣介石委托上海市長吳鐵成到魯迅靈堂致哀，并以他個人的名義敬獻了花圈。

百年風云激蕩，蕩滌了人世間多少恩怨是非與愛恨情仇。魯迅與蔣介石，兩人的人生軌跡猶如兩條平行線，雖互有傾慕之情，亦有相惜之意，卻“道不同不相為謀”，兩行足跡永遠無法交織在一起，似乎永遠無緣攜手成為一條并立前行的直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