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基本制度的變革探索在乾隆十三年畫上了休止符，踩在近現(xiàn)代轉型的門檻上，為何沒有繼續(xù)走下去？這是向市場自發(fā)力量的投降，對自然趨勢的順應？還是形勢比人強，另有難言之隱？皇帝此后終其一生對此保持緘默，不作任何解釋，也留給后人無限的遐想。《乾隆十三年》，這名字乍看上去頗有些比附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的味道。有膽量這樣為作品命名的著者，要么是市場嗅覺靈敏、初出茅廬而不畏人言的“青年歷史發(fā)明家”，要么就確實是在本領域經年耕耘、“內功”深厚又能于往返于古今雅俗之間、心潮逐浪高的資深學者。

高王凌先生屬于后者。他向來擅長借古喻今，或者應當這樣說，讀他的書，總有一種在不同時代間穿越、相看兩不厭的閱讀快感。他對于中國改革特別是農村改革政策的強烈問題意識總不時躍然紙上，這恐怕與其親歷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政策研究與實踐過程不無關系。在這本新著中，高先生用歷史的顯微鏡，從經濟、政治、文化幾個維度，對乾隆朝的前十三年作了一個剖面分析，向人們展示了一個老大帝國現(xiàn)代轉型的一次重要嘗試，以及這種嘗試的戛然而止、急轉直下以致功敗垂成的全景。之所以會失敗，絕非統(tǒng)治者庸碌無能。恰恰相反，這位皇帝是抱著一番獨步古今的大志向，也確實有所作為、開出了一番新氣象。這就很難以個人事功作為判準，只能說是體系的崩塌了。

對十八世紀以來中國轉型的艱難歷程，大致有這樣幾類典型的看法：一是西方中心論下的“沖擊——回應”模式，認為中國的現(xiàn)代化基本是歷史的偶然，是對外力的一種被動反應;二是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五階段論，這里面帶有一種必然性和規(guī)律性的意味;三是側重講中國自身的特殊性，以黃宗智先生為代表，強調人口壓力、人地關系格局導致勞動相對于資本總是處于更具優(yōu)勢的地位，故而長期處于一種“無發(fā)展的增長”或糊口經濟的停滯狀態(tài);四是同時反對上述三種判斷，以王國斌、李伯重先生為代表，認為明清以來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已然孕育了諸多現(xiàn)代性要素，并取得了絲毫不遜于同時期西方的一些漸進轉型成就。

以上述分類體系觀之，《乾隆十三年》可歸于第四種。作者試圖在繁雜的歷史材料中挖掘出特定行為主體在特定時代掙扎、折騰以轉型求存之處。高先生受到法國學者布羅代爾和美國學者斯科特的影響較大，這不僅體現(xiàn)于本書，還有他此前對于中國農民“反行為”的系列研究中。布羅代爾對十八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若干共時性特征的敏銳判斷，斯科特在《國家的視角》中觀察到同一時期歐洲歷史中國家觸角的延伸、政府功能的擴大及其對社會領域的嵌入，凡此種種，都為高先生寫作本書提供了很好的后見之明和分析框架。借用錢穆先生的概念，就是表達了一種“時代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