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大鋮這個人，中國的知識界幾乎人人皆知。然知道他不是別的，而是因為他是個著名的奸佞之徒。說阮大鋮是奸佞之徒，實在沒有冤枉他。此人明神宗萬歷44年中進士，熹宗天啟年間任吏科都給事中，后依附閹宦魏忠賢，很做了些壞事。崇禎時被貶斥，雖千方百計企圖東山再起，都受阻于東林黨和復社，前后長達17年。到南明弘光時，他又依附權奸馬士英，任兵部尚書，又做了大量壞事。清兵攻打金華時，他主動乞降，成了民族的罪人。

但是，阮大鋮又是一個著名的作家。詩寫得很好，文章也上乘，著有《永懷堂全集》。特突出的是寫戲，有11種傳奇(劇本)行世，現有的尚有《燕子箋》、《春燈謎》、《牟尼合》、《雙金榜》多部。這些劇本，一經演出，就極受群眾歡迎。明末大文學家張岱在《阮圓海戲》里，說他的作品：“講關目，講情理，講筋節……筆筆勾勒，苦心盡出……本本出色，折折出色，腳腳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特別是《燕子箋》，寫書生霍都梁與青樓女子華行云及官府小姐酈飛云之間的愛情故事，其觀點就很值得稱道，加上情節委婉有致，唱詞清麗可人，是中國古典劇目中數得上的好戲，連他的政敵復社的陳員慧、侯方域也交口稱贊。《明史》盡管把他列入“奸臣傳”，但也不得不承認他的劇本“膾炙藝林，傳布最廣”。

對于阮大鋮這樣的人物，幾百年來，人們對他似乎過于的嚴酷了，嚴酷到“打倒在地，再踩上一腳，叫他永世都不得翻身”的地步。應該說，在政治上，道德品節上對他嚴酷是對的，但不能因為其是奸臣，是民族罪人，就連人家明明是大戲劇家也都不予承認。據說在民國年間某地曾上演《燕子箋》，雖然受到群眾歡迎，后因為知道是阮大鋮所作，被禁演了。解放后，我們出版了那么多的文學史、戲劇史，大多數根本不提阮，個別提到的也只是一二句而已。現在，青年人絕大多數已不知道三百年前，中國尚有這么一個大劇作家了。

其實，我們大可不必太嚴酷，完全可以啥事按啥說，不要死抱住那個“文如其人”的老框框不放;不要認為：人壞了一切就都壞了。歷史上文不如其人，詩不如其人，畫不如其人的多得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既不能因人廢言，更不能因人廢文。明代還有個奸臣叫嚴嵩，寫得一手好書法，我們不能因為他是奸臣就連人家書法家的資格也不承認了。

文章寫到這里，我忽然想起了周作人。要說他政治上的反動和為人的卑劣，比阮大鋮壞多了。阮大鋮當年迫害東林黨人，從某種意義上講，還是不同政治集團的斗爭，他的降清，說到底是這一朝降到那一朝，是中國降給了中國人。可周作人就不同了，他降的是日本帝國主義，在國難當頭時，他給日本人辦事，是名實相副的漢奸、賣國賊。但奇怪的是，我們并沒有因周附逆當漢奸而否認其為大作家。他的作品出了又出，印了又印，甚至有人因為他的作品而諱言其漢奸身份。從這點看，同樣是奸佞，我們何厚此而薄彼，這不是很大的不公平嗎？

看來，還是用兩分法的態度對阮大鋮為好，給他一點寬容，承認他是中國大戲劇家之一為要。今年是阮大鋮先生辭世355年，能不能給他出一本戲劇集，以證明他的存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