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漢廷下詔召集前一年所舉賢良、文學六十余人，與漢廷高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下屬丞相史、御史在朝堂集會，以“民所疾苦”為主題，就漢武帝以來政治得失及未來走向展開了激烈辯論。這次集會被后人稱為“鹽鐵會議”。大約三十年后的宣帝末期，廬江郡太守丞汝南桓寬整理了會議原始記錄，著《鹽鐵論》一書。鹽鐵會議是一場具有復雜政治背景的會議，并且對漢代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影響。

武帝去世前，由于太子年幼，遂指定了一個包括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五人的輔政集團。五人之中，由于金日磾在第二年即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即去世，丞相田千秋又是一個不任事徒充其位的丞相，因此昭帝初年大權就集中在了霍光、桑弘羊、上官桀三人身上。霍光以外戚身份，以大司馬大將軍統領內朝，被武帝喻為周公輔成王而寄予厚望，是這個集團的中心。但從資歷、功勞來講，十三歲即入宮為侍中，同為輔政大臣的御史大夫桑弘羊卻遠在其上，尤其是他主持鹽鐵、均輸平準等財經政策立下了大功，絕非霍光能比。經多年的積累，桑弘羊在朝中人脈甚廣根基深厚。漢代又有以御史大夫為相的不成文規定，因此桑大有取田千秋而代之之勢。他自然不服霍光，因此漸漸成為了霍光的最大政敵。而輔政集團中的上官桀資歷也比霍光深，又是當朝皇后的祖父，雖然他與霍光為姻親，但或許是考慮到桑的強大根基，上官桀逐漸傾向聯合桑弘羊對抗霍光。

霍光與桑弘羊的矛盾，除了權力斗爭之外，二人政見也不同。霍光主張繼續《輪臺詔》撫恤民生的精神逐步改革武帝舊政。而桑弘羊則主張繼續深化武帝內興聚斂、嚴刑峻法，外事四夷的方略，完成武帝未竟的事業。這就是漢昭帝初年西漢權力中心的政治態勢。鹽鐵會議就是在霍桑明爭暗斗，局面紛繁復雜的特殊時期召開的。這次會議之所以能夠召開，其實是霍光對桑弘羊在外朝咄咄逼人之勢的應對。他作為內朝官員不便出面，于是支持來自基層的儒生賢良、文學，借力打力，通過他們在這次會議上攻擊桑弘羊的政治主張達到削弱對手的目的。

除霍光、桑弘羊兩方以外，鹽鐵會議還有第三股政治力量——儒生。

眾所周知，漢武帝即位以來有尊儒之舉，初有“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后又有罷所舉賢良治申、商者及議明堂、改歷服色、延文學儒者等舉措。這往往給人一種武帝朝儒學已大行其道的感覺，但如果細加考察則發現并非如此。武帝在做了上述尊儒之舉后，對外即開始事四夷而大興征伐，對內則興聚斂興利、嚴刑峻法之治，這三件事情是武帝時代最具“雄才大略”的政治活動。可惜這些活動無一不與儒學學理相悖：儒家在對外關系上信奉的是修文德以來遠人的“德化”之說，對內經濟上則主張不與民爭利的“富民”論，法制上則主張以禮樂教化消除刑罰“道之以德”的觀念。所以，儒學實際上已被武帝棄如敝屣了。不信，我們可以看看武帝時用世的幾位名儒。

先來看董仲舒。董仲舒雖因上“天人三策”受武帝賞識，被視為武帝朝隆儒的標桿性人物，但其人卻仕途坎坷，先后被任命為江都相、膠西王相，卻受主父偃、公孫弘等人嫉妒陷害，最終“恐久獲罪，病免”，只能“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漢書·董仲舒傳》)。在短暫的推崇后，這位以“推明孔氏”著稱的一代大儒就被武帝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