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日本外務省一份決議提出，要解決中國問題，最重要的是快速促進一個“新中央政府”成立，從而將重慶國民政府邊緣化。

于是，成功誘降汪精衛，統合已有的華北、華中兩個偽政府，在南京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但汪精衛真能符合日本人的期待嗎？汪精衛一到淪陷區，就著手組織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場代表大會，預定300名代表參加，但是盡管四處拉人，卻沒有多少響應者，最后汪偽政權的頭面人物拉來自己的親戚濫竽充數，勉強才湊了240人。

為了拉來更多人馬加入“新政府”，汪偽政權使盡渾身解數，周佛海設立了一個招賢處，只要來投一份簡歷，就每個月有錢拿。特工總部76號拉人方式就粗暴得多了，經常使用威逼利誘的方式，如果不就范，就綁架到76號，強迫其簽字發誓，加入“和平運動”。汪精衛等人叛國投敵，引來了多數國人的唾罵，恥于與之為伍，汪精衛不能發揮預想的影響力，這不僅讓汪精衛等人沒了臉面，日本人對此也非常不滿。

汪精衛沒能實現日本人的期待，中國人的抗日決心反而變得更加堅決，這讓日本人大失所望，汪偽政權因招不到人而采取的種種手段，更讓日本人看不上汪偽政權。

很多日本人覺得，扶植汪偽政府是白白倒貼錢，這個沒有民心吸引不了人才的政權，幫不了日本多大忙。

代表日本軍方與汪精衛交涉的影佐禎昭就抱怨道，很多日本當政者不懂汪精衛的價值，認為成立汪精衛政府沒什么用，日本人要用更好的條件，誘降重慶的蔣介石。

漢奸們典身于侵略者，而日本人對他們也并不信任。

當時一個說法流傳甚廣，汪精衛投靠日本人，是他和蔣介石唱的一場雙簧戲，他最后給蔣介石的留言是：“君為之易，我為之難”，二戰中無論軸心國還是同盟國取得戰爭勝利，中國都將是勝利的一方，雖然這種說法缺乏根據，但當時日本人有所耳聞后，對汪偽政權越來越不信任。

曾任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檔案中，藏著一封有關汪精衛的報告，其中提到，汪精衛曾寫信給蔣介石，表示自己投日是為了深入敵營，用三民主義滲透日本，最后不但可以改變淪陷區現狀，還可能把被日本侵占的東北拿回來。

汪精衛訪問偽“滿洲國”期間，在民眾大會演講中說：“我們過去是同胞，現在仍是同胞，將來也是同胞”，汪精衛說到這里淚流滿面，座下抽泣聲響成一片，在場的日本關東軍一下子變了臉色，此時的他在為自己成為漢奸悲哀，十年前的他聽聞“滿洲國”成立后，大罵說：“溥儀沒有獨立人格，無論其名稱為執政或皇帝，都不能改變其傀儡之本質。”他沒想到今天他竟然作為另一個傀儡祝賀“滿洲國”成立十周年，他內心的矛盾悲哀可想而知。

也許正是出于這樣的凄惶心態，據說，在日本人要求他出兵參加大會戰時，他消極應對，為了顯示自己的正統地位，汪精衛的幾十萬偽軍軍服在抗戰期間和國軍的軍服一模一樣。

汪偽政權的二號人物陳公博，日本人也多有猜疑，1940年10月，日本內部《支那新政權主要人物調查》報告中，描述陳公博說：他從不真正把我們日本人當做朋友，對我們的大使和顧問都是表面對付，卻經常向自己身邊的人發表排日言論，對他我們要特別加以注意。

日本報告坦承，只有汪精衛和陳公博不貪污，自周佛海以下幾乎無人不貪，這些一心貪錢的漢奸，完全無法幫助日本人實現目標，日本人對漢奸們的猜疑，漢奸們當然會察覺，自然也不會再盡心給日本人賣命，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漢奸們看到日本必將滅亡的結局，便更沒人愿意為侵略者陪葬，各路漢奸發動各路關系聯系重慶政府，爭取“戴罪立功”，為自己留一條后路，周佛海秘密聯系了戴笠，在自己家里架了一臺發報機，傳送情報。

當初，他們在看到日軍侵華屢戰屢勝，而英美袖手旁觀，老朋友德國又在疏遠中國時，認為孤立無援的中國如抗戰必定亡國，因此他們鋌而走險，成為漢奸。

孔子說過，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汪偽政權的漢奸們，為了自身的貪欲，和貪婪的侵略者茍合，然后又不可避免地互相猜疑，矛盾重重，真印證了“小人同而不和”這句話。

汪偽政權演出的是一場鬧劇，又是一場悲劇，在國難當頭之際，出現賣身求榮的漢奸，這是民族的悲劇，而對于漢奸自己，碰到了一個不信任自己的買主，又何嘗不是一生的悲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