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員出門時必須要有專門的轎子坐，這也算是身份的一種體現(xiàn)。可是偏偏有人還不愛好這個。著名的詩人王安石在做官期間，就不喜歡坐轎子四處走。這究竟是何原因?qū)е滤羞@樣的習(xí)慣呢？我們一起去看一下。

王安石(1021年1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晚號半山，逝世后追謚號“文”，世人稱其為王文公，自號臨川先生，小字獾郎，晚年封荊國公，漢族，世稱臨川先生又稱王荊公，江西臨川(今臨川區(qū)鄧家巷)人，中國杰出的政治家、文學(xué)家、思想家，改革家。在文學(xué)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詩“學(xué)杜得其瘦硬”，擅長于說理與修辭，善于用典故，風(fēng)格遒勁有力，警辟精絕，也有情韻深婉的作品。

轎子古稱肩輿，這種用人來抬人的交通工具，在《史記·夏本記》中已有記載。但在遠古，轎子只是非常有身份的人在非常必要的時候(譬如大禹治水走遍全國)才偶一用之。漢唐之際轎子仍不常見。

我們從史書上可以看到，即使是高官貴族也還是騎馬或乘坐馬車。到宋代轎子就相當(dāng)普及了，當(dāng)官的通常都坐它。轎子的鼎盛時期是明清兩代，無論是誰有錢都可以雇到，不過轎子的“級別”是有嚴格的貴賤之分的。

然而，宋代也有少數(shù)高官是不肯坐轎子的。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這樣的人。宋人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載：“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王荊公辭相位，惟乘驢。或勸其令人肩輿，公正色曰：‘自古王公雖不道，未嘗敢以人代畜也。’

嗚呼！二公之賢多同，至議新法不合絕交，惜哉！”邵伯溫少壯之時是堅決反對變法的保守派，但是他對王安石的品格道德仍然是尊重的，在他晚年寫筆記時可能已進行了反思，書中對保守派也作了批評，并認為某些具體問題(如差役、雇役之爭)雙方都有錯誤。因此，這本書的有些部分應(yīng)當(dāng)是比較客觀的，更可貴的是保存了很多有關(guān)北宋末年變法與反變法的珍貴史料。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jié)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復(fù)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fēng)。”。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后學(xué)：“學(xué)術(shù)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dāng)肯定的

原來王安石是這樣不肯坐轎子的，還真是名人怪事多。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習(xí)慣。這有趣的一個故事，也算是為歷史添上一抹亮麗的色彩。如果后人在翻看史書，也不會覺得古人呆板無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