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越來越趨流氓化

這個后遺癥產(chǎn)生及其釋放出來的負面影響，劉邦作為農(nóng)民起義的祖師爺，是要負主要責(zé)任的。

前面講過，劉邦手下的將帥過去很多是偷雞摸鴨、雞鳴狗盜之徒。例如，樊噲作為劉邦連襟，“以屠狗為事”，他如同大家熟悉的張飛、李逵一樣，是個典型的粗魯蠻橫之人，這在劉邦赴“鴻門宴”時更是暴露無遺。其他的官員當(dāng)中也多有無賴，沒有接受儒家的詩書教育，甚至基本的道德修養(yǎng)也都沒有。像劉彭離身為封王，即糾合“亡命少年”，“專干一些行剽殺人”的壞事;廣川王劉去疾，也網(wǎng)羅無賴少年，專干游獵，并偷掘他人墓葬。這些由市井之徒組成的滿朝文武，滿地皆可笑之事，與賭場聚所、娼間小處、無賴所居簡直無甚差異。漢代的一些皇親國戚與一般大臣，帶有流氓習(xí)氣者也不乏其人。

至此，我們可以理解，洛陽舊宮內(nèi)“群臣飲酒爭功、醉者妄呼，拔劍擊柱”，簡直是流氓大聚會，是被勝利熏昏頭后的思想沖動，這是下層社會來的“功臣”本性的必然表現(xiàn)。這個被政治凍僵了表情的國家，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劉邦做了“天子”，流氓活動不再局限于社會生活的下層，而且還是上層政治生活中最惹眼最活躍的成分。在這兒，暴君與臣民構(gòu)成一種互為因果、互為依存的關(guān)系。

后來，中國一個接著一個的封建朝代在農(nóng)民起義中不斷翻版，使中國政治越來越趨流氓化，并且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由此，以“厚黑學(xué)”為面貌，成為封建時代中國政治文化的主流。

長年的征戰(zhàn)使農(nóng)民起義軍領(lǐng)袖們深深地懂得，自己的謀與決的正確與否，直接影響到個人、集團的生死存亡、成敗禍福，因而人們對謀與決的重視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這樣一來，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在戰(zhàn)爭的運籌和實施過程中，這種帶有血腥性質(zhì)的智慧無意之中也成為了中國的一種文化，并且產(chǎn)生了一種特殊的魅力。

流氓政治原來就是誰兵力強大誰就做“天子”。由此，圣人治國的理想徹底破滅，而流氓權(quán)力者卻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禮”制與中庸方法論等理論，要求民眾做安分守己的順民。于是，他們一手以“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天命論”、“認命論”等愚弄麻醉百姓的流氓文化，以維護帝王的統(tǒng)治，讓百姓認命，不得逾越，另一手則是像一條冬眠的毒蛇，兇眼一直在怒瞪，血口大張，隨時昂首吐舌，欲咬之人。

政治流氓是絕對不會按照政治常規(guī)出牌的。他們說話、行事，從來不能出自公心，對民眾的疾苦、社會的前途不會有真正的關(guān)懷。正因為他們是始終以個人的利益作為立身處世的出發(fā)點，所以在不同的政治形勢下，對于同一個人、同樣的事，采取迥然不同的態(tài)度。正因為他們是政治流氓，在政治上非常走運，官越做越大，但在民間的聲望卻越來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