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李適是唐朝的第十位皇帝，他一生飽嘗戰火的洗禮，面對一次次考驗，搖擺不定，導致了他雖有中興大唐的抱負，卻屢屢不得志。青少時代的唐德宗歷經安史之亂，深知安定的可貴，他登基以后，大有圖強復興的雄心壯志。即位之初，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實施革新，果敢有為。但當德宗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盡。唐德宗一生中，無論是性格還是頒布政令，都充滿了矛盾和悲劇色彩。

矛盾之一：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變為對大臣的猜忌，后逐漸形成了拒諫飾非、剛愎自用的性格。朝廷之上頻頻發生人事變動，尤其是頻繁地更換宰相，使德宗在位時期的朝政，即使偶爾能夠呈現令人鼓舞的新氣象，也都不過是曇花一現，而無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紛爭使德宗徒有宏圖壯志，而不能實現救國興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轉而變為對藩鎮姑息。唐德宗即位后，一直試圖削奪擁兵自重的地方藩鎮節度使的權力。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唐德宗征調京西防秋兵萬余人戍守關東，并親自在長安設宴犒勞征討兵馬，打響了武力削藩的戰役，并在最初階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涇師之變后，唐德宗倉皇出逃到奉天，削藩之戰不得被迫終止。然而，唐德宗卻不總結經驗教訓，從整旗鼓，反而對自己痛下“罪己詔”，聲明“朕實不君”，公開承擔了導致天下大亂的責任，表示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從此，開始調整了對藩鎮用兵的政策。德宗對待藩鎮態度的轉變，使登基以來解決藩鎮問題的大好形勢和良好機遇，也轉瞬即逝。藩鎮割據專橫，遂成積重難返。

矛盾之三：對內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轉而變為后來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軍和擔任監軍成為制度。德宗的父親代宗，因為是由宦官擁立，所以對宦官很是優寵，特別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開索賄、大肆搜刮。唐德宗為皇太子時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決心加以整治。但在遭遇“涇師之變”出逃避難的過程中，唐德宗對宦官態度的轉變，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憲，成為德宗以后政治中樞當中重要的力量。德宗以后的唐朝皇帝，像他的兒子順宗、孫子憲宗以及后來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學家往往把宦官專權稱為唐晚期政治腐敗和黑暗的表現之一，這一狀況的最終形成，與德宗對宦官態度的改變有直接的關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節儉和禁止各地進獻轉變為喜歡財物與大肆聚斂。德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為相的兩天后，詔告天下，停止諸州府、新羅、渤海歲貢鷹鷂。禁令天下不得進貢珍禽異獸，甚至規定銀器不得加金飾。為了顯示自己的決心，他又下令將文單國所獻32頭舞象，放養到荊山之陽;為了顯示皇恩浩蕩，他詔令放出宮女百余人。德宗的改革，的確顯示出新君登臨大寶以后的新氣象。但是，自“涇師之變”以后，他似乎意識到錢財的重要性，也開始改變了態度。從這時起，他不僅開始喜歡錢財，而且還主動要求各地向他進貢。此外，德宗還經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門以及地方公開索取，稱為“宣索”。從禁止地方額外進貢到大肆聚斂錢財，德宗不僅改變了他的財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給他的治國為君之道帶來了不良名聲。

德宗在位前后施政風格出現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說明了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飽經亂離的壯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國在這一歷史時期的政治面貌。唐德宗沒有實現自己的抱負，是因為他一生性格多變，面對藩鎮割據，無法對自己的政策堅守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