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唐、李廣性格中的顯著特點即為憨直而不善逢迎，這一點司馬遷在《史記》中說的非常透徹。而正因為如此，文帝、景帝、武帝三代帝王，在對待馮唐、李廣的態度上，逐步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有雅量，能聽得進逆耳之言的漢文帝比較欣賞馮唐、李廣。

《史記》記載了這么一件事。一次漢文帝與馮唐等人閑聊，因為匈奴入侵而大傷腦筋的漢文帝感慨地說，若能得到廉頗、李牧，自己就不必發愁了，“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時，馮唐競當眾毫不客氣地批評道：“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這話當然令漢文帝極為不悅，“上怒，起入禁中”。由此小事即可看出，馮唐的耿直、不善逢迎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不過，漢文帝畢竟有雅量，不但沒有處罰馮唐，反而又找馮唐談心：“公奈何眾辱我，獨無間處乎？”他還耐心地讓馮唐道出說這番話的緣由。

于是，馮唐先道歉說“鄙人不知避諱”，之后才說出了緣故，原來之前被罷免的云中太守魏尚本是能抗擊匈奴的將才，只因報功時多報了6個首級，竟遭撤職。馮唐認為對于邊防重將，要放手任用，賞罰分明。魏尚帶兵得法，匈奴不敢侵犯。如今僅僅因為一點小過錯便重罰，即便得到名將，又如何能用好呢？于是，漢文帝“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云中守”。由此，他對馮唐也開始重用。

對于李廣，盡管他為人憨直，“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辭”，屬于只知低頭拉車、不懂抬頭看路的實在人，但漢文帝同樣十分欣賞他。李廣經常率部與匈奴力戰，也常隨漢文帝射獵，漢文帝對李廣的勇力過人深為嘆賞，曾親口對李廣說：“惜乎！子不遇時，如令當高皇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以漢文帝識人用人的眼光，李廣的軍事才干應該是十分出眾的，即使不是帥才，也絕對是一個出色的將才。

然而到了漢景帝當政的時候，馮唐的境遇卻發生了變化。當時，漢景帝命馮唐去擔任楚國的丞相，但不久就被罷了官，具體原因史料中沒有記載。以漢景帝用人欠雅量來看，估計說話直來直去、不善逢迎的馮唐不會得到他的喜歡，被罷官也是必然。而李廣雖未被罷官，但也因憨直、不懂政治而遭到了漢景帝的猜忌。七國之亂時，李廣隨周亞夫平叛，立下大功，并以奪得敵軍軍旗而威名大震。當時，梁王以將軍印賜之，李廣竟憨頭憨腦地接受了，正是這件事犯了漢景帝的大忌。身為朝廷的大將，怎能受藩王的官印？因此戰后論功行賞，有29人因平叛有功被封侯，而立下大功的李廣卻未加賞賜。李將軍為自己的憨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失去了封侯的絕佳機會，也為今后的仕途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

漢武帝上臺后，求賢若渴，向全國征求賢才，但這個時候，馮唐已經老了，“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馀，不能復為官。”這對馮唐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悲劇。而漢武帝對李廣的態度，是非常復雜的。應該說既有看重李廣的一面，“以為廣名將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同時，也存在壓制李廣的一面。公元前119年，漢武帝令衛青、霍去病等大舉北伐，但卻暗中告誡衛青，“李廣數奇(命運乖舛)，毋令當單子”。這種兩面的態度，源于漢武帝用人的兩面性，既渴求、重用人才，又不愛惜人才。

漢武帝在任用統兵大員方面，重用外戚是其既定政策。他優先考慮的，是衛青、霍去病、李廣利等圈里人，其次才輪到別的將軍。只不過類似衛青、霍去病這樣的才干卓越的外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衛、霍死后，外戚李廣利掌兵權，接連兵敗，最后還投降了匈奴，這不能不說是漢武帝巨大的用人失敗。李廣既不是外戚，又不會逢迎取巧，行事也頗多令人詬病之處。他曾在打獵時被小吏阻攔，竟因此懷恨在心，后尋機將小吏殺害;也曾誘騙八百羌人投降后，將其全部殺害，加上戰績不能服眾，自然無法被漢武帝青睞，遂成為戰場上的藍領角色，出苦力干臟活卻不受重用，最終喪失了立功封侯的機會。

史書記載中，李廣取得重大勝利的記載確實少之又少，而迷路失期或慘敗的戰例倒頗多，因此有人認為李廣徒有名將虛名。但我們也要看到，李廣一生中從軍四十余年，跨文、景、武帝三個朝代，經歷戰陣七十余場，守邊的跨度從渤海灣到甘肅的天水，歷任邊境八個郡的軍事長官。沒有過硬的軍事才干和實實在在的軍功，不會逢迎的李廣是不會令三代帝王都委以守邊重任的，也不可能令匈奴望風躲避，并稱之為“飛將軍”。因此，李廣雖然有種種缺陷，算不上帥才，卻也絕對是出色的將才。

由此可見，李廣難封只是因為自己的實力不夠罷了。很有可能他的許多功績確是吹噓出來的。至于馮唐，只能說他是一個悲劇，一個不逢時的悲劇。只能徒嘆一聲：廉頗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