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建安五年(200年)，東吳版圖的奠基人孫策在臨終前，將印綬交給其弟孫權并囑咐道：“舉江東之眾，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事實證明，孫權不負兄望，在弱肉強食的軍閥混戰時代，不但終其一生未失江東寸土，而且使基業不斷拓展，算得上一位成功的守業之主。也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陳壽在《三國志？吳主傳》中對其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勾踐之英奇，人之杰矣。”

在陳壽看來，孫權和勾踐都是能夠“屈身忍辱，任才尚計”的英雄豪杰。正是由于勾踐和孫權都曾忍辱負重，都能知人善任，都有殺害功臣之舉，都在戰略上使用過“美人計”等諸多相似之處，因此，史學界幾乎一致支持陳壽的看法，認為將孫權比作勾踐再恰當不過。然而，如果將此二人放回各自的歷史環境中，對他們的行為做一下客觀的比較，就會發現孫權在“屈身忍辱”和“任才尚計”方面和勾踐有著本質區別，可謂小同而大異。

越王勾踐是中國古代“屈身忍辱”的典型代表。越王勾踐三年(前494年)，吳王夫差大破越師于夫椒，接著圍困勾踐及余部五千人于會稽山上。勾踐走投無路，派大夫文種求和于吳：“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為妾。”又曰：“愿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勾踐女女于王，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也就是說，如果吳王夫差樂意，越國舉國女子都可以按“門當戶對”的原則去侍候吳國的男人。這樣，“屈身忍辱”的并非勾踐一人，越國所有君臣都將蒙受奇恥大辱！吳王夫差聽信諛臣太宰嚭答應求和后，勾踐果真偕妻子及范蠡等大臣三百人入吳為奴。勾踐不僅親自為夫差駕車養馬，甚至在夫差生病時主動嘗其糞便以診病情。

說孫權“屈身忍辱”，無非是因為他曾先后屈身事曹操和曹丕。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孫權為了避免將來因奪取荊州而陷入兩線作戰的危險，“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訂盟修好之意)”。不過，這種投降只是名義上的臣服，孫權在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上都不受曹操節制。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孫權襲殺關羽后，深感山雨欲來風滿樓，更加屈降于曹操。黃初元年(220年)，曹丕篡漢，孫權馬上遣使奉貢，以表臣禮。黃初二年，孫權又遣使稱臣，并送還于禁等曹魏降將。但曹丕并不滿意這種有名無實的藩屬關系，遂向孫權征質子，即要求孫權以送兒子做人質的方式來表達對魏國的忠心。孫權既不愿送兒子為人質，又不愿陷入西、北兩線作戰的境地，只好使了個“拖”字訣。黃初三年，曹丕終于對孫權和稀泥的做法忍無可忍，遂遣三路大軍南下伐吳。此時吳將陸遜已經大破劉備，取得夷陵之戰的勝利，解除了西線的威脅。于是孫權立即拔刀相向，魏吳臣屬關系從此破裂。

孫權比與勾踐，看起來好像是“五十步”與“一百步”的關系，其實不然。曹操打的是“天子”旗號，魏國又是代漢的正統。因此，孫權稱臣于曹魏，猶如地方稱臣于中央，算不得什么恥辱。只是對于孫權這樣一位欲奪天下的英雄來說，臣服于他所謂的“漢賊”，確實有損顏面。

“任才”不僅要重用人才，更重要的是善待人才。勾踐雖然能在難時重用人才，卻不能在易時善待人才。若無文種和范蠡的精心輔佐，勾踐基本沒有滅吳稱霸的機會和可能，但功成名就后的勾踐不但沒有讓這兩位蓋世功臣分享成功的喜悅，反而逼得他們或死或逃。勾踐滅吳后，范蠡自知“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于是及時辭別勾踐，變易姓名，乘舟浮海逃到齊國。文種接到范蠡勸其速逃保命的書信后稱病不朝，沒來得及逃走就被勾踐賜劍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