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代表共產國際的權威力量，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和長征最初的行程，遵義會議后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最后頗為黯淡地從延安回到蘇聯。隨著更多歷史資料的出現，逐漸暴露出李德來華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員，屬于特工性質，被邀請擔任軍事顧問，卻是一場將計就計的誤會。

軍事顧問的由來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后緊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里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后，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為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他就是后來擔任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李德，他的真實身份是一名特工。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后，并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了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這個所謂“了解情況”的為時半年的“多次旅行”，正是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之表現，都被虛晃而過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橋北端的禮查飯店（今黃浦路17號），隨后搬進一家美國人的公寓，獲得一個正式的可以公開的社會背景。從此，正式開始了他扮演共產國際派駐中國軍事顧問的角色。

他與當時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阿瑟·尤爾特（Ewert，又稱艾佛爾托）一起，經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接觸。“通常是每周一次，我們一起到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去。辦事處坐落在新住宅區內，當然是相當安全的。我們只能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暗號，比方說，在一個窗臺上放一盞臺燈，或者在一間有亮光的房間里把窗簾打開半葉等等，才可以走進辦事處。在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尤爾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所談論的，都是一些緊急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博古、洛甫都曾留學蘇聯，通曉俄語，他們之間可以直接交談。

1932年底，迫于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云最后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

1933年9月，李德獲準以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的身份，在裝扮成王牧師的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陪同下，從上海經汕頭，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恰恰重蹈了以“個人代表負責制”和“明確領導責任”的覆轍，住在特別安排的“獨立房子”，由伍修權擔任其翻譯，處處享受著“洋欽差”、“太上皇”的威嚴，每一句話都被當作圣旨。隨著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隨工農紅軍被迫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開始二萬五千里長征。

離開中國后的下落

李德從延安回到莫斯科后，等待他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審查。

1939年12月，負責組織審查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德國人。審查會還邀請了正在莫斯科的對情況比較了解的周恩來、任弼時、師哲、毛澤民、劉亞樓等同志參加會議。李德首先作檢查，承認自己在華期間給中國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

周恩來代表大家指出了李德的主要錯誤，如第五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等戰術原則，對“福建事變”的處理和長征轉移的最初決策等。同時，他也表示自己當時執行了李德的方針決策，沒有能夠及時制止，對造成的錯誤同樣負有責任。

毛澤民發言中指出，中央紅軍被迫撤離蘇區長征后，南方各根據地相繼全部丟失，黨在白區的地下組織也全部遭到破壞，紅軍長征開始的30萬人最后損失90%，全國黨員30萬人也損失90%。

李德坐在位子上非常緊張，臉發白，身子冒虛汗。

在征求過周恩來、任弼時等在場的中共領導人意見，并請示共產國際執委會同意后，共產國際監委會作出對李德的處理決定：

有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于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于李德的意見可以采納，也可以不采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采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所以李德免予處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