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該怎么死？該為什么死？

——這是看完《刺客列傳》之后，糾纏在我腦海中的巨大哲學命題。

本來是不存在這種問題的，在我小時候，只要是刺客，一律是可歌可泣的、氣貫長虹的、大義凜然的，一律是又帥又酷讓我恨不得以身相許的。至于他們是為什么做刺客，他們的做法正義不正義，值得不值得，從沒想過。

現(xiàn)在心態(tài)復雜了，忽然對這些事情沒那么篤定了。人的生命是寶貴的，無論是刺客自己的還是被刺者的。什么樣的理由才能讓人正當合理地奪取生命呢？

像專諸，只是因為公子光招聘了他，給他錢并把自己的前途托付給他，就可以去刺殺吳王僚和僚的眾多部下，同時付出自己的生命;像聶政，因為嚴仲子出了百金給他母親花，就可以在母親去世后去回報他，替他殺死仇家。兩個人的理由，都是“士為知己者死”，但這樣看來，成為他們的知己也太容易了，只要有錢并肯花錢就可以。公子光雇用專諸，他可以去刺殺僚，那么僚雇用他，他是不是又可以轉過來刺殺公子光呢？嚴仲子給聶政百金他可以去替嚴仲子報仇，萬一嚴仲子的仇家聽說了又來以更大的誠意給更多的錢呢？聶政該怎么選擇？

像豫讓，為了智伯“以國士待他”，就在智伯死后，涂漆吞炭，變身為奴隸去刺殺殺死智伯的趙襄子，數(shù)次刺殺不成，終以身殉。不顧惜生命，不顧惜尊嚴，把后半生這樣送給另一個人，可算是可歌可泣了。但是智伯在當時是著名的“不仁”之人，史書形容他“怕貪而愎”，為打擊政敵，還曾引河水灌城，淹死無數(shù)百姓，如果這樣一個人得勢，國家不知會怎樣發(fā)展，百姓不知會遭遇什么。匡扶這樣一個人，為這樣一個人殉身，值得么？

還有曹沫，是史書中百般褒揚的一個人，三次落敗于齊桓公，終在諸侯大會的時候跳出來用刀子逼迫齊桓公把戰(zhàn)勝得到的土地還給自己的國家。我看不出這有什么正義之處——戰(zhàn)場上贏不了，用這種方法要回土地，認賭不服輸，無論是在古還是在今，價值觀似乎都不支持，很沒有騎士風度。

唯一顯得有大義的是荊軻，為了太子丹的委托，為了救燕國，為了反抗暴秦去刺殺秦王，目的比起前幾位都經(jīng)得住推敲。但再追究一下，保家衛(wèi)國就是大義么？怎見得保住燕國就比讓秦國統(tǒng)一更對百姓有好處？何況，荊軻本人是衛(wèi)國人，又去過趙國，幫助誰才算是保家衛(wèi)國，而不僅僅是對太子丹這樣的單個人負責呢？

推敲起來，每個人的行為，都難以用對錯、正邪以及值得不值得來衡量，難以說出一個肯定或是否定的評價。付出自己的生命，只要自己覺得有必要即可，像樊于期、像聶政的姐姐，他們可以不追問值得不值得;而刺客，要剝奪他人的生命，卻怎么也需要自問一下合理性如何。但這樣一問，面前就出現(xiàn)無數(shù)種選擇，無論哪一種選擇，都陷入悖論當中。什么是大義？什么是公理？這世間有么？

思考會陷入迷惑，也許不思考，一切反而簡單。眼界放得越大，計算越發(fā)復雜，只有把問題縮小到“他對得起我，我對得起他”的原則，赴死的決定才容易作出。只要你覺得你做的是對的，那就去做吧，堅持到死，莫不是一種幸福。就像豫讓，當他跳起來刺趙襄子袍子三劍的時候，他人可能會嘲笑，但對他自己而言，這一切都無所謂了，他對得起自己，死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