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軍在不斷增強軍事打擊力度的同時，也極力爭取胡宗南率部起義。1936年，周恩來就曾以黃埔軍校校友身份、徐向前以黃埔一期同學身份，分別致信他停止內戰團結抗日。但是，胡宗南贊成抗日，卻不贊成共產主義。

熊匯荃(后改名熊向暉)也認為胡宗南可能是夏伯陽式的人物，請示中共中央加速做爭取工作。夏伯陽是俄國十月革命后由白軍轉變為紅軍的將領，熊匯荃以他比喻胡宗南是進步的國民黨軍人。但是，在國民黨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中，胡宗南都追隨了蔣介石。

1941年夏，中共中央指示熊匯荃，今后的主要任務是搞情報。(熊向暉《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再說說熊匯荃的長期潛伏活動——并非沒有引起過懷疑。如1937年12月，“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團長李芳蘭，就曾當面質問他是不是共產黨員。熊擔任機要秘書后，李芳蘭又舊事重提，都被他巧妙地頂回去了。

胡宗南的特工部門也曾收到匿名信，檢舉熊匯荃是“匪諜”，但沒有引起胡宗南的重視與追查。熊匯荃能在胡宗南身邊潛伏數年之久，除了周恩來部署周密、他本人精明機警外，還有以下幾點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國民黨的黨政軍機關一直沒有建立起嚴格的組織人事制度與政治審查制度。各級人員的任免多憑長官好惡與親友介紹請托，事前既無嚴格審查，事后又無認真考核。長官決定的人事任免往往要受個人認識與情感的局限，卻又不允許別人提出任何不同意見。

第二，胡宗南個人性格與作風的嚴重缺陷。胡宗南性格與為人粗豪而不精細，輕率而不謹慎，過分自信。特別是在他事業順利、官運亨通、手中權力急劇膨脹以后，更是自傲輕狂，獨斷專行，對部下無警惕之心與審察之道。

第三，個人感情產生了作用。在朝夕相處數年里，胡宗南對熊匯荃無話不談，無密可保。胡宗南以兄長姿態關心熊匯荃的工作、生活，甚至婚姻。在內戰激烈進行之時，還送他去美國學習深造。熊匯荃在晚年回憶文章中，也掩飾不住對胡宗南的這些感激之情。

西北解放戰爭接近尾聲之際，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做胡宗南起義工作。1949年10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派曾被俘的原國民黨軍整編第二十四旅旅長張新潛回胡宗南部，向他面交了中共方面呼吁起義的信件及有關文件。胡宗南多年受蔣介石恩寵，無法擺脫同蔣的個人感情。他明確表示不能背叛蔣介石，要做文天祥，愿“為知己者死”。

12月，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經過陜南隴南戰役，將胡宗南所部全部趕出西北。胡宗南殘部退守西南，很快陷入人民解放軍新的包圍之中。1950年4月，他帶著無限惆悵的心情，率少數隨從逃到臺灣。

胡宗南到臺灣后，蔣介石對他在西北、西南戰場的失敗頗為惱怒，剛履新的“總統府戰略顧問”閑職也遭到彈劾。1951年3月，胡離開國民黨政權中樞，到大陳島組織“江浙反共救國軍”，任總指揮，化名秦東昌。其含義為，當年兵敗三秦，今日東山再起。然而，夢想未能成真，最后連這個不太像樣的官職也被別人擠占去。

1955年9月，蔣介石念他幾十年軍旅生涯，任命他為澎湖列島防衛司令官。胡此時已進入60周歲，自知花甲之年擔任此職，乃老校長念及門生之情。1959年10月，蔣介石復任命他為“總統府戰略顧問”，讓他榮居二線，頤養天年。而胡宗南卻總覺得天不遂人愿，情緒十分低落。1962年2月，胡宗南在郁郁寡歡中病逝臺北，遺下愛妻及尚未成年的二子一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