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所共知，日本是東方世界浸染華夏文明最深的國家，可以不加“之一”。早在中日第一次對壘八百年前，日本人的構成里，就有一部分“華夏因子”。日本是個單一民族的國家，但這并不表明大和民族全是土生土長的四島人。日本史公認，本民族一部分來自中國大陸和朝鮮，他們稱這部分移民為“渡來人”，也叫“歸化人”。

由古沿今，許多“渡來人”成了日本顯赫家族。如島津氏、服部氏、長宗我部氏。他們大多宣稱是古代中國名人的直系后代，長宗我部氏更是指名道姓為秦始皇后代。日本史傳，長宗我部氏系秦始皇后代“弓月君”來到日本后的改姓。作為“秦始皇十五世孫”，“弓月君”為逃避戰亂與迫害，應日本應神天皇邀請，東渡日本，引導日本人養蠶和織布，教習財務，被日本奉為“融通王”。

這就是中國“渡來人”為什么大多成為日本上流社會一員的原因。“文明使者”受到日本貴族的青睞而融入一體，這些人集中在日本文化發祥地奈良一代定居，他們的一些后代精英甚至成為創造日本歷史的大人物。如日本戰國名將島津義弘、島津齊彬、長宗我部元親，都是“渡來人”后裔，在創造日本戰國史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現代一些日本名流，諸如在20世紀八十代的中國創造過“幸子潮”的著名影星山口百惠、出任過日本第80屆首相的羽田孜，亦念念不忘自己的中國“渡來人”身份。羽田孜兩次到訪中國，拜謁徐福故里(江蘇省贛榆縣)，多次向中日媒體聲稱：“祖上姓秦”、“身上有徐福的遺傳因子”。

羽田孜的中國情結反映相當一部“歸化人”心聲。迄今依然有人認為，“萬世一系”的日本首任天皇“神武天皇”就是秦人徐福。神武天皇的原型到底是不是徐福？這個論證未果的千年課題，幾乎成為中日血緣關系上的“哥德巴赫猜想”。以日本現存的遺跡看來、兩千多年前，確有載有徐福和5000名童男童女的中國那個龐大的東渡船隊到了日本，但沒有撐得住的文字考據能證明、徐福就是日本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據《日本書紀》記載：“公元540年，召集秦人、漢人等諸番投化者，安置國郡，編貫戶籍。秦戶人數，總七千五十三戶。”由此可知，秦漢時期中國內地移民定居日本的人數相當可觀。所以，考證徐福是否“日本首任天皇”無可定論，而說徐福團隊是大和國移民一部分卻十分靠譜。

實際上，在歷史中，中國大陸移民日本情形多次發生，大規模的“移日潮”一共有四次，分別是在秦漢、魏晉、隋唐、宋明。古代中國人移民日本，戰亂是一個原因，但最主要的，還是文明遠播。就地理位置而言，中國北接朝鮮，南連越南，他們都與中國大陸直接接壤。日本與中國隔海相望，不是離中國最近的東方國家。但是，華夏文明之于日本的影響，在東方諸國中卻位列第一。眾所周知，越南的前身南越國系中國秦朝縣令趙佗開創，始建公元前203年，趙佗由是被稱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南下干部”。趙佗給南越帶去了琴棋書畫和華夏文字，對越人而言，既是“天子下凡”，又是“華夏文明的第一使者”。但即便這樣，如果論及傳播文明起始時間，羽田孜的先祖徐福還是比趙佗稍早些，《史記》記載，公元前219年、210年，作為中國第一個皇帝信賴的“齊人”徐福，為秦始皇入海求仙，兩赴東渡，第一次到達“平原廣澤”(多指日本九州島)，第二次“止王不來”。可見，他比趙佗出國至少早了十幾年。

不僅如此，還有“干部資歷”，徐福的級別也比趙佗大。諸多史書給予徐福諸多頭銜，歸納起來，集中兩職：御醫，“準國師”。“準國師”高位豈是區區嶺南縣令能比得？所以，如果說趙佗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南下干部”，那么徐福則堪稱“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駐外高干”。無論從哪方面講，廣納“渡來人”的日本都應該稱得上是華夏文明“傳播無疆界”的第一受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