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陷落前后，德國大使陶德曼應日方要求，出面調停中日戰爭，為蔣介石否決。此后，希特勒政權企圖繼續調停，拉攏中國。1940年10月1日，桂永清電告蔣介石，聽說德國擬妥中日和議方案，要中國承認偽滿，日方擬撤退華中、華南日軍，與中國經濟合作。6日，納粹第二號頭子戈林自前線返回柏林，密約桂永清談話。戈林盛贊“日本優點”，指出中國軍事、政治、經濟弱點及蔣介石困難情形，認為“如日本集中全力，專向中國主力及所在地不斷攻擊，則早已收效”。桂永清當即告以中國“抗戰必勝之原因”。戈林稱：“日本為我同盟國，中國為我好友。德、義勝英后，中國必更困難。中國絕少戰勝希望。況日本只欲得一部分生存土地，不如合理言和。”桂永清答稱：“中國為祖宗、歷史、子孫生存而戰，現已握住敵國弱點，必待日本根本崩潰，放棄其大陸政策而后已。”戈林繼稱，中國決無力驅除日軍出境。桂永清答稱：委員長“為革命黨領袖，從斗爭中所造成意志堅定之三十萬軍官，五百萬戰士，亦非任何勢力所能壓倒”。二人對談約兩個半小時。戈林最后表示“希望中日和平”。事后，桂永清向蔣介石匯報，請求指示要點，“俾便應付，以維邦交”。11日，蔣介石指示桂永清：“最好暫不直接表示態度。如其不再來問訊，更不必直接答復，但可間接使戈知我國之意，如領土、主權、行政不能完整，則無和平可談之意也。”

11月11日，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約中國駐德大使陳介談話，聲稱日本新內閣成立，急圖解決中日問題，擬于近日內承認汪精衛在南京成立的政府，德國與意大利因與日本結盟，將隨之承認，其他國家或將繼起，中國抗戰必將更加困難。里賓特洛甫稱：如閣下認為有和解可能，則請轉告蔣介石及中國政府，“切勿誤此最后時機”。《戰時外交》(三)，第699頁。20日，蔣介石將陳介來電大意電告在美國的宋子文和駐美大使胡適，并且特別增加了一些原電所沒有的內容，如：借里賓特洛甫之口批評英美所稱援助：“口惠而實不至”，德宣稱“中國若與日本議和，或竟加入軸心，則德國可保證，必忠實履行其和平條款，決不至違約”。蔣介石增加這些內容，意在通過宋、胡二人催促美國政府對中國提出的兩國合作方案做出響應，早日予以確切答復。《事略稿本》，1940年11月20日。21日，蔣介石復電陳介：聲稱“我國堅決抗戰，實為保持我主權之獨立與領土主權之完整。不論國際局勢如何變化，我只求達到抗戰目的”。“日本果欲言和，自應將其侵入我國領土之陸、海、空軍全部撤退”。蔣介石這時仍然希望維持中德關系，分化日、德聯盟，叮囑陳介轉告德方：“當知日本控制中國后，對德終屬無利而且有害;反之，中國之獨立與主權仍能維持，則將來德國對華之經濟與發展，自屬無可限量。”《戰時外交》(三)，第673-674頁。

德國調停中日戰爭的意圖持續到1941年。當年1月，法肯豪森將軍的副官長格魯(Krummasher)密告譚伯羽：德方逐漸注意中日問題，外交部有出面調停可能，意謂英國無力調停，美因對日關系，不便調停，以德國出面調停最為相宜，于德也有利。格魯征詢譚的意見，譚答“以日退兵為前提”。

中國幅員廣大，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豐富，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在同盟國和軸心國的對壘中，中國顯然具有舉足輕重的位置。德國之所以一再勸中國與日本議和，目的在于加強軸心國的力量。

蔣介石艷羨德國的軍火、科技和統治手段，對盧溝橋事變以來德國外交的親日政策長期持忍耐態度。1941年7月1日，德國承認汪偽政權。蔣介石認為已到忍無可忍階段。當日日記云：“德國太無理性，應斷然與之絕交也。”次日日記抨擊希特勒近年來的“侮華”政策，“可謂極矣”，“若不再與絕交，則國格將有所損。”《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當日，中國政府宣布對德絕交，關閉駐德使館，召回商務專員譚伯羽。12月9日，宣布與德、意兩國處于交戰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