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血統之懸疑

雍正登基之事，始終籠罩在歷史的迷霧之中，其間蹊蹺之極，難以琢磨。

早年有一部書，叫做《清朝野史大觀》，書中說：康熙十四年，清圣祖立第二子胤礽為太子。四十七年，以不類己而廢之，幽禁咸安宮。次年復立之。五十一年，仍廢黜禁錮。他子亦不立。及六十一年冬，將赴南苑行獵，適疾作，回駐暢春園，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承大統。”所謂十四皇子者胤也。賢明英毅，嘗統帥西征，甚得西北人心，故圣祖欲立之。而卒為其兄世祖所攫。世宗蓋偵得遺詔所在，欲私改“十”字為“第”字。遂以一人入暢春園侍疾，而盡屏諸昆季，不許入內。時圣祖已昏迷矣。有頃忽清醒，見世宗一人在側，詢之，知被賣，乃大怒，投枕擊之，不中，世宗即跪而謝罪。未幾，遂宣言圣祖上賓矣。世宗即位，改元雍正。這里說的是，康熙死前并沒有故意擺烏龍，不留遺詔，而是留下了傳位十四阿哥的詔書，但這封詔書落到了四阿哥胤禛的手中，四阿哥拿過來一看：哎喲……老頭怎么寫錯了一個字啊，把“于”字錯寫成“十”了，我得幫老頭改過來……于是，“傳位十四阿哥”這句話就變成了“傳位于四阿哥……”

這個說法，在中國民間一度成為了“定論”。但是顯然，只這么一個定論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書中還有新的猛料爆出：或曰：竊詔改竄之策，年羹堯實主持之。蓋世宗之母，先私于羹堯。入宮八月，而生世宗。至是，乃竊詔改篡，令為天下主。故當雍正時代，羹堯權傾朝右，而卒以罪誅。是又一說矣。這里說的就更離奇了，說是雍正的生母烏雅氏在入宮之前，人家是有男朋友的，這個男朋友名叫年羹堯。此人乃中國歷史上比較有名的傳奇人物，有著許多神異的傳說……這里說年羹堯不辭辛苦地將烏雅氏搞大了肚皮，然后烏雅氏就拖著大肚皮進了宮，生下了小雍正……

照這個說法，雍正實際上是年羹堯的親兒子，與愛新覺羅一家沒有絲毫關系。

實際上，《清朝野史大觀》這本書，雖然說的是“野史”，卻也不是捕風捉影，憑空杜撰。這本書，是匯集了自雍正時代以來民間輿論的反映，說白了就是雍正年間的小道消息和坊間百姓言論的集成，正是因為當年這些小道消息在江湖之中傳得沸沸揚揚，所以書生曾靜才以此為據，撰文批評了雍正。

話說曾靜關起門來，對雍正諸多錯誤行為進行了批評之后，就琢磨拿出點實際行動來，以免讓雍正在錯誤的路線上越走越遠……拿出什么行動呢？

要不就造反吧。曾靜想。

可曾靜只是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這反又是如何一個造法呢？忽然之間他發現了當朝統兵的大將叫岳鐘琪，這個老岳端的了得，是南宋時代抗金英雄岳飛的直系后裔。再推究起來，早年間岳飛抗金，打的就是金兀術、哈迷蚩這些女真人，可是現在金兀術、哈迷蚩的后人坐了江山，岳飛的后代反倒替他們打工，這事不對頭啊，大大的不對頭。于是曾靜就派了自己的學生張熙去找岳鐘琪，理論理論這件事。

張熙見到了岳鐘琪，先謳歌了岳飛的先進事跡，然后質問岳鐘琪：“你的祖先，抗擊女真人，成為了民族英雄，你再怎么著也不能給你的祖宗丟臉吧？可你怎么屈身于異族甘為奴才呢……那什么，你要是深明大義的話，趕緊站出來，跟朝廷劃清界限，反戈一擊，回頭是岸，未為晚也。”

岳鐘琪道：“是極是極，先生說得真是太好了……來人，給我將這個書呆子抓起來。”

于是張熙被岳鐘琪扭到朝廷，朝廷再往下追究，就把曾靜給追究出來了。發現了嫌疑犯曾靜，雍正才知道，這些不利于自己的市井傳言，已經成為廣為人知的“公論”了。當時他非常窩火，就命人將曾靜押入宮中，他要和曾靜面對面地展開公開大辯論。

雍正：“老曾啊，我們做學問的，講究一個以史實為據，以資料為準，不可以亂來的。你說我弒父、逼母、弒兄、屠弟、貪財、好殺、酗酒、淫色、好諛、任佞……這些生活作風錯誤，是不是捕風捉影？有沒有確鑿證據？”

曾靜：“有啊，大家都這么說……”

雍正：“大家都這么說有什么用？確鑿的證據你有沒有？比如說宮中的檔案？”

曾靜：“檔案……那是你自己寫的吧？”

雍正：“當然是我寫的，不是我寫的，還是你寫的不成？”

曾靜：“你自己寫的，那當然……所以我說皇帝理應我們讀書人來做，我們讀書人寫史，才不會像你一樣隱惡揚善，不尊重歷史……”

雍正：“可不管怎么說，這些事宮中檔案上沒有，這你總得承認吧？”

曾靜：“我承認……”

雍正：“好，你承認錯誤就好……現在我宣布，本次大討論勝利閉幕！”

雍正皇帝就這樣贏了。只是他一個人贏了還不算，關鍵是他的觀點獲得了后世史學家們的一致贊同，以后再說起這事，史學家們就會追問：嗯，你說雍正弒父逼母？嗯，這事雍正的個人檔案上記載了沒有？沒有？沒有你瞎說什么？咱們史家要的是證據，除非你能找來雍正的日記，發現上面寫著：“今天，是我最開心的一天，因為今天我終于逼死了我媽……”沒有雍正的日記為憑，你說什么都是沒用的。

那么后世史學家所依據的這些證據，到底能不能靠得住呢？答案是不能，因為清宮檔案中，缺失了一大塊。

神秘的潛在力量

諸阿哥爭位，不顯山不露水的雍正異軍突起，入主了皇宮，這件事讓人驚訝無比。實際上這事沒什么好驚訝的，因為雍正控制了一支神秘的力量。

《嘯亭雜錄》上有兩段故事，說的就是這支可怕的力量：

第一個故事，說的是有個大臣，新買了一頂帽子，就戴著這頂新帽子入朝，見到雍正謝恩的時候，雍正笑曰：“小心點兒，別弄臟了你的新帽子……”

第二個故事，說的是大臣王云錦，晚上的時候和家人玩葉子牌，玩著玩著，忽然有一片葉子找不到了，找不到就算了……第二天上朝，雍正問他：“老王啊，昨晚上你干啥了？”王云錦回答：“沒干啥，就是和家人玩牌……”雍正又問：“玩得開心嗎？”王云錦說：“開始時挺開心的，可是后來有張牌怎么找也找不到了。”這時候就見雍正慢慢地從袖子里拿出張牌來，問道：“怎么找不到呢？這張牌不是在這兒嗎？”

《郎潛紀聞三筆》上，也有一段故事：說的是天津撫部周人驥，是雍正丁未年的進士，他被朝中以禮部主事的身份派到四川掛職鍛煉，眨眼工夫掛職了三年，要調回京師了，臨行的時候，他的仆人來跟他打招呼，說是自己要回京師。周人驥說：“你急什么，再等兩天，我回京述職，帶你一起走。”那仆人卻道：“我也是回京述職的。”周人驥大詫：“先人板板，你龜兒子述個什么職？”仆人笑道：“你娃還不知道呢？我原本是京中的秘密偵探，被派來跟在你身邊……幸好你沒惹我，否則的話……哼哼……”

《滿清外史》中，還有一段故事：這里說的是一個內閣供事，姓藍，快到春節的時候，同事們都回家過年去了，只有姓藍的供事留下來值班。一個人橫豎無事，就弄了壺酒，對著月亮慢慢喝，這時候一個身材高大的男人走了進來，身上的衣服非常華麗，藍供事心里說這家伙會不會有什么來頭呢……就急忙小心地迎上前去，請來人喝酒。來人欣然入座，一邊喝一邊問：“你是什么官？”藍供事回答：“不是官，是個供事……勤雜員的意思。”對方又問：“那你都供什么事呢？”藍供事回答：“也就是收收報紙，發發文件……”對方又問：“這大過年的，別人都回家了，你怎么一個人待在這里？”藍供事回答：“正因為別人都走了，我才得留下來，這萬一要是有什么事的話……”對方又問：“那你天天在這里收收發發，有什么意思呢？”藍供事回答：“有，有意思，熬到最后，可以弄一個小官來干干……”對方又問：“那你想當個啥官呢？”藍供事回答：“最好能當上一個廣東的河泊所官，那就太美了。”對方不明白：“當個管理河泊的小官，這有什么意思？”藍供事回答說：“這你就不知道了，別看這個官小，可是送禮的人多啊……”對方哈哈大笑，起身離去了。

第二天，雍正上朝，就問大臣：“聽說廣東有河泊所官，是真的嗎？”百官回答：“是真的，確實有這么個官，官不大，油水挺足……”雍正又問：“聽說內閣有個姓藍的供事，真有這么個人嗎？”百官回答：“是有這么個人，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就聽雍正吩咐道：“傳旨，任命藍供事為廣東河泊所官，欽此，謝恩。”

藍供事突逢這種好事，驚得嘴巴都合不攏，才知道昨夜與他聊天的人，竟然是雍正派出來的秘密偵探。

還有一個更有趣的故事，這個故事卻是載入正史的：曾經有一個御史，態度堅決地反對某項提案。第一次反對，雍正沒理他;第二次反對，雍正裝沒看見;到了第三次，雍正終于批復了：你沽名釣譽，騙取名聲，騙三次就差不多了，再這么搞下去，信不信我把你腦袋切下來……“爾欲沽名，三摺足矣。若再瑣瀆，必殺爾。”

那么這個御史，用來沽名釣譽的是什么事情呢？原來，這個御史是個同性戀，他深深地愛上了一名男演員，然而情天恨海，棒打鴛鴦，男演員竟然被選入南府當差，從男演員晉升為警衛員了。此一去，可謂侯門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御史無法承受這種生離的折磨，就憤然上疏，反對將此男演員選入公務員隊伍……這事，早已被雍正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他在后面又加了一個批注：“這就好比狗正在咬一塊骨頭，忽然被人搶走了，你當然怒火攻心了……”

從正史到坊間傳言，都確鑿無疑地證明了一件事：雍正使用了一支隱秘的偵探力量，對朝中的大臣們進行二十四小時貼身跟蹤。但有關這支密探隊伍的行蹤，我們沒有在大內的宮廷檔案上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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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十為于”說

雍正矯詔篡位“改十為于”，是清史中最廣為人知的故事之一。它說的是：“圣祖皇帝(指康熙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帝)將十字改為于字。”雍正非法繼位之傳言，以此最具代表性，但很遺憾，早就被爭辯對手輕而易舉地駁倒了。今天我們舊話重提，無意發起又一輪爭辯，而是想借此探討一下，“道理”與“實際”之間，有時會有怎樣的背離。

“于”還是“於”？

辯駁“改十為于”不成立的第一條理由是：“于”字在當時應寫成繁體的“於”，“改十為于”的說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從“道理”上看，這不可謂不充分。“改十為于”內中之義，無疑是篡改康熙帝的遺詔，那能不能換個問法：康熙帝到底使用“于”還是“於”呢？康熙帝確實使用“於”字，下面是一個例子，在江西巡撫郎廷極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所上奏折中，康熙帝有親筆朱批：“凡地方大小事關於民情者，必須奏聞才是。近來南方盜案頗多，不可不細心察訪。”

但康熙帝也寫“于”字的，他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蘇州織造李煦的奏折上有朱批：“巡撫宋犖，朕南巡二次，謹慎小心，特賜御草書扇二柄。賜李煦扇一柄。爾即傳于宋犖，不用寫本謝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與爾奏。”應該用“於”的地方，卻分明寫成了“于”。還有“與爾”也是用的今天所謂的簡化字。那么面對著這一不合理的“于”字，臣下如何反應？李煦將皇帝旨意傳達給身為江寧巡撫的宋犖，宋犖上折謝恩，他在奏折中重抄了上述部分朱批文字，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句中的“與爾”兩字是用繁體字寫成，但“于”字并沒有使用繁體字的“於”。這充分表明，宋犖注意到了皇帝不符合“規范”的“于”字的寫法。

宋犖是以這種獨特的抄寫方式，質疑朱批的真實性和權威性嗎？根本不是。看看他對于兩把御賜書扇的態度就可以知道：“仰見我皇上詩兼風雅，書駕鐘王(指鐘繇、王羲之)，臣什襲珍藏，世世永寶。”他絲毫不懷疑不“規范”的帶“于”字朱批。其實，這“規范”只是我們今天的規范罷了，實在是替古人瞎操心。曾有人推測，康熙帝有可能寫“于”，現在終于“發現”了實例，一個足矣！我們能夠說，僅就“于”字而言，如果康熙帝真有遺詔，如果雍正帝真的將“傳位十四阿哥(或皇子)”，改為“傳位于四阿哥(或皇子)”并公之于眾，那么，臣下是不會以“一字之差”否認這份詔書的真實性和權威性的。因此，以清代詔書中“于”與“於”不能通用就直接否定“改十為于”說，不能成立。

必須稱“皇四子”“皇十四子”嗎？

判定“改十為于”不成立的第二條理由是，傳位詔書這樣的重要文件，清代必須用“皇四子”“皇十四子”此類書寫格式。若“改十為于”，就成了“傳位皇于四子”(此時“于”的繁簡問題不再重要)，這在邏輯上根本講不通。“皇幾子”格式的說法，有強有力的證據，如雍正帝所頒行的康熙帝遺詔中說：“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還有道光帝的親筆秘密立儲詔書：“皇四子奕詝立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為親王。”以上這些原件具在，言之鑿鑿。但我們還是可以追問一句：那時必須要用“皇幾子”的書寫格式嗎？

順治帝的傳位遺詔是這么寫的：“朕子玄燁……即皇帝位”。康熙時的冊封，如康熙十四年(1675年)“授允礽以冊寶，立為皇太子。”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太子允礽時，“允祉、胤禛、允祺俱著封為親王”——這些重要文件都沒有用“皇幾子”的格式。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去世，十六日頒行康熙帝遺詔，四天后即二十日頒行雍正帝登極詔書。登極詔書的原件迄今未見，《清世宗御制文集》收錄的版本說：“……惟我國家受天綏佑，圣祖、神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二皇子弱齡建立，深為圣慈鐘愛……”這里的“二皇子”，指的是允祉。值得注意的是，《上諭內閣》所收該詔書如是寫道：“……惟我國家受天綏佑，太祖、太宗肇造區夏，世祖章皇帝統一疆隅，我皇考大行皇帝臨御六十一年……皇二子弱齡建立，深為圣慈鐘愛……”

同一份詔書的不同抄錄版本，“二皇子”寫成了“皇二子”。何以如此呢？原來，十一月二十日的詔書，用“圣祖、神宗”指代皇帝先人，但是八天后即二十八日雍正君臣議定康熙帝的廟號為“圣祖”。如此一來，詔書中既有“圣祖”，又有“皇考大行皇帝”，后人看了肯定會莫名其妙，以為說的都是康熙帝。后來雍正君臣在編纂以往上諭時，對此做了必要的改動，改用“太祖、太宗”指代先人，同時也將“二皇子”改為“皇二子”。乾隆時篡修《清世宗實錄》采用的是改動后的詔書，也成為了最常見、通用的版本。康熙帝傳位遺詔和雍正帝登極詔書，都是最重要的文件，且前后相繼頒布，上述書寫格式的不一致，充分說明了康熙帝傳位之際，“皇子”的書寫并無固定格式。冊封、傳位等正式文件中“皇幾子”格式用法，應是雍正以后才確定的。

也正是因為當時沒有固定的稱呼格式，才會有更多的傳言。朝鮮人記載說：康熙帝在暢春苑臨終時召閣老馬齊言曰：“第四子雍親王胤禛最賢，我死后立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氣象，必封為太子。”后來索性有了矯詔篡位的另一種版本：改“十”為“第”。民國時期天嘏所著的野史《滿清外史》說：康熙帝彌留時，手書遺詔曰：“朕十四皇子，即纘承大統。”雍正帝改“十”字為“第”字。以“皇幾子”的書寫格式為據，反對“改十為于”說，實際上是受到了后世官方文件書寫的影響，以此作為判定較早期的康熙帝傳位書寫的標準，這是時空倒置，不足為憑。

是書面遺詔，還是臨終遺言？

第三種反對意見認為，遺詔這么重要的文件，康熙時不可能只有漢文，也須有滿文，或首先應是滿文；即便漢文改了，滿文的內容也難以篡改，絕不像改漢字“十”為“于”那么簡單。對于“改十為于”說，此乃釜底抽薪的一擊。問題復雜，無法細辯，只是想指出，此說法同上面的一樣，都過于講求“道理”，而忘了“實際”。反對“改十為于”矯詔篡立說的，恰恰與他們的論敵有一共同的前提，即認為確實存在康熙帝的遺詔。這里所說的遺詔不是指前面引述過的，雍正帝即位后公之于天下的康熙帝遺詔(此遺詔是在康熙帝去世后制作的)，而是指康熙帝臨終前的遺詔，且它必須是書面遺詔，否則何談篡改？

但真有這樣一份遺詔嗎？雍正帝第一次談到他繼位的情況，是在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秘密立儲之時。他說得很簡單：“我圣祖皇帝……去年十一月十三日，倉促之間，一言而定大計。”在“倉促”“一言”的氛圍中，分明不會有什么書面遺詔。第二年，雍正帝又說：“前歲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皇考陟天之后，方宣旨于朕。”到了雍正五年他又說：“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兄弟及隆科多入見。面降諭旨以大統付朕。”直到雍正七年，他在親自頒行的《大義覺迷錄》一書中為自己繼位辯解時，還是如此立場，那就是：康熙帝只有“末命”，也就是臨終遺言，是口頭遺詔，而沒有書面遺詔。

這不是偏聽雍正帝一面之詞。隆科多曾自言：“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時。”對于這句話的意思，后世眾說不一，但沒有人否認隆科多是康熙帝臨終皇位授受的見證人。“白帝城受命”與上面雍正帝所說的場景一致，都在表明了康熙帝傳位，只有臨終遺言，沒有書面遺詔。“改十為于”只是謠言，乃爭奪皇位失勢的皇子身邊的太監所編造，目的在于泄私忿。而歷來此說的反駁者自信“道理”在握，但未曾想到自己與被反駁者一樣，從一開始就遠離了“實際”，因為沒有書面遺詔，那些關于詔書的種種“道理”，統統都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