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這段被后人稱為晚清里程碑折子的話幾乎全抄錄在此。想說明，李鴻章骨子里是有維新想法的。這也是60年代早期開始，慈禧太后重用他的原因。李鴻章內心是把日本眼下的改革當成中國由弱變強的楷模和榜樣看的。當時不僅是李鴻章，連恭親王奕、慈禧太后等也在平“長毛”后的一段時間里曾經勵精圖治“搞建設”。

第一斧：中日建交的蠻纏

歷史吊詭的地方出現了。李鴻章“暗戀桃花”地戀著日本的變法維新，卻戀來了一個李鴻章的“掘墓人”。更有甚者，當我們翻看李鴻章和日本維新的大事記表，卻發現兩個日后的死對頭幾乎在一個時期“崛起”。李鴻章以1862年帶淮軍進入上海為開端，此后進入了八年的上升期。最后于1870年從一個曾國藩帳前的“秉筆幕僚”（最多相當于一個部級領導的機要秘書，而且還不是正式公務員，最多只能算是曾國藩私人聘來的“合同工”，每月薪水才6兩銀子），“一路扶搖”到大清正一品的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而恰恰這個時期，也是日本人赤腳奔跑，國力極速上升的八年。

日本是個小事精明的海洋民族，當其基本“脫貧致富”，而且是“小富”的時候就在“周邊有事”上下功夫了。他攜著新交的“男朋友”——美國來現炒現賣那些“文明國外交”的貨色。至此大清國遇上了一個“難纏”的家伙。這個東瀛的“程咬金”三斧頭殺向大清國。

第一斧：中日建交的蠻纏。1870年10月，日本派明治天皇的小舅子柳原前光前來商談中日通商立約之事。滿清王公大臣沒幾個拿正眼瞧一下這個昔日的“蕞爾小國”，恭親王和文祥自然將這事兒交給在天津的李鴻章辦。

柳原前光在李大架子面前著實地將中日友誼發揮了一番，他說：“目下我國文化大開，交際日益廣泛，近年來與西方各國訂約，通商往來頻繁，但與鄰邦貴國，尚未通情好，結和親。兩國雖有商舶往來，但未修鄰交之禮，這豈不是一大缺陷？愿中堂大人盡鄰邦之友誼，為共同之利益修盟訂約，以敦千秋睦鄰友好。”

李鴻章看著這位老弟，做起了聯合東方，共同反對西方的美夢。他在給恭親王的折子里這樣寫道：“日本距蘇浙僅三日程，精通中華文字，其兵甲較東島各國差強，正可聯為外援，勿使西人倚為外府。”恭親王雖然官比李鴻章大，但是去年的“天津教案”，李鴻章辦得四面討巧，八面玲瓏，著實讓成立了9年的各國總理衙門長了臉，開了大清國外交的新局面。所以受李鴻章的影響，他修改了前些日子定的政策底線：“允許通商，但不訂條約”改為“日本于明年特派使臣來華”，“會議章程，明定條約”。柳原高高興興地經由上海歸國。

他高興，我們也高興。可是高興得太早了。第二年，1871年6月，日本派遣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正使、柳原前光為副使來天津商議條約時，李鴻章作為全權大臣仔細看了日本帶來的草案后大吃一驚。他拉下臉來說：“去年送來的約章，均以兩國立論。此次章約，全改為一面之詞，而且綜合西方各個條約擇優采用。這豈非自相矛盾，將前稿作為廢紙不成？未訂交先失信，以后的事怎么辦呢？”伊達宗城和柳原前光馬上解釋一番。最后，李鴻章提出了中國自己的草案，對伊達宗城說：“自主之國，應有自主之權，何必遵循他人呢？何況條約中無可使西人生疑之處。兩國有來有往，與有來無往的西方不同，故立約絕不可與西方完全相同。”伊達宗城要求日商和日貨均入內地。李鴻章說：“華人前往西國，隨處通行，并無限制。今日本系以八個口岸與中國通商，華人既不能到日本內地貿易，日本豈應入中國內地貿易？此系兩國一致，確乎公允，何得引西約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