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是個心胸開闊的帝王，對諸子百家更是兼收并蓄。漢代出于獨尊儒術的目的，污蔑秦始皇嚴刑峻法，一心要滅絕儒家學說。后世很多文人鸚鵡學舌，這類文字汗牛充棟，甚是可笑，甚是可惡。

其實，只要認真讀《史記》我們就會發現，秦始皇并不排斥儒家學說，而且始終重用儒生。對諸子百家學說也是兼收并蓄。

比如《秦始皇本紀》就記載，二十八年秦始皇東巡時，就在山東與魯國的儒生一起討論問題（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

秦二世的時候，儒生仍然在秦國高層發揮作用（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

陸賈、酈食其、張蒼、伏生和叔孫通，都是在秦帝國高層擔任職務的儒生。

張蒼在秦帝國擔任御史，叔孫通是侍奉在秦始皇身邊的博士，陸賈和酈食其都是當時有名的儒生。他們在秦始皇執政期間，始終受到重用，從未受到迫害。可見，秦始皇并不討厭儒生。說秦始皇要滅絕儒生和儒家文化，是漢代幫閑文人的謊言。

南宋史學家鄭樵在他的史學著作《通志，校讎略一》中說：

“陸賈，秦之巨儒。酈食其，秦之儒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侍詔博士。數歲，陳涉起山東，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余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余人，齊、魯之風未嘗替。則知秦時未嘗廢儒。”

鄭樵這段話，其史實引自《史記》等前朝史書。其中說到秦二世的時候，陳涉在山東起事，秦二世曾經召博士和儒生30多位來尋找對策。這些儒生都拿儒家經典《春秋》里的微言大義做回答。可見儒生在秦帝國是受重用的，儒家經典也沒有受到禁毀。

鄭樵還說，大儒叔孫通投降漢朝的時候，手下有門生一百多人，可見秦始皇并不是不允許聚眾講學，并不是不允許學習諸子百家的學說，只是要以秦帝國認可的公職人員為師。從這點意義上講，秦始皇比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漢代更民主，更開明。

清代著名學者康有為也曾說：

“秦雖不尚儒，然博士之員尚七十人，可謂多矣。且召文學甚眾。伏生、叔孫通即秦時博士也，張蒼即秦時御史。自兩生外，魯諸生隨叔孫議禮者三十余人，皆秦諸生，未嘗被坑者。其人皆懷蘊六藝，學通詩書，逮漢尤存者也，然而以坑儒為絕儒術，亦妄言也。”

康有為認為，秦帝國中用了很多儒生，這些人都精通儒家經典詩書，精通六藝，一直到漢代建立，仍然發揮著作用。可見說“坑儒”是為了滅絕儒家學說，是不負責任的妄言。

秦始皇留下的多處碑刻，也印證了秦始皇對儒家學說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地加以運用的。比如泰山石刻中明確寫著“男女禮順”的內容，這就是要求在思想教育方面要推行儒家倡導的道德禮儀規范，以道德范疇的禮來協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勒石中還強調移風易俗，創造“廉清”的社會環境，這些都有儒家思想的成分因素。

對于諸子百家的學說也是如此。秦始皇二十八年在瑯邪刻石中有：為官者要憐惜百姓，努力工作。征發勞役不要耽誤農時，要讓各行各業都有所發展，讓百姓安居樂業，不要動兵打仗（“憂恤黔首，朝夕不懈”，“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

這與墨子的民本思想很相近。新近出土的里耶秦簡也證明了，秦始皇倡導這樣的治國方略，并實際得到了貫徹執行。

里耶秦簡中，洞庭郡守禮在給屬縣下達的公文中說：“農忙時不要勞動百姓服徭役。平時需要動用百姓服徭役的，能簡省的不簡省，將受到彈劾，還要按律治罪。（“田時，不欲興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興者，輒劾移縣，亟以律令具論。”）

這是實實在在見諸于秦始皇具有大政綱領性的刻石，和地方官員具體實施的命令文書，這比帶有明顯偏見的形容詞真實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