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那段歷史的人對郭松齡這個名字都不會感到陌生。郭松齡，字茂宸，比張學良大18歲，是張學良在東三省陸軍講武堂的老師。提起郭松齡，不了解歷史的人對他知之甚少，但老沈陽人卻都知道這個大名鼎鼎的“郭鬼子”。“郭鬼子”是郭松齡的綽號，在東北講武堂任戰術教官時，由于他鬼主意多，為人機靈，學員們就給他起了這個綽號。郭松齡，字茂宸，1883年出生于盛京東郊漁樵寨村（今沈陽市東陵區深井子鎮趙家鋪村），祖籍山西汾陽縣。據族譜溯源和后人代代傳述，郭家是唐朝名將汾陽王郭子儀的后裔。郭松齡的遠祖在明朝遷來東北戍邊，到清代由于世亂和兵禍，家業無存，其祖父一代遷到漁樵寨村落戶。郭松齡的父親郭復興曾想追求功名復興家業，但家境的衰落迫使他放棄進仕之路，在鄉村做了一名私塾先生。郭松齡的母親是一位典型的農村婦女，勤勞善良，盡管自家不富裕，也常救濟比自己更困難的人，這給郭松齡以很深的影響。

因反滿清和反軍閥而橫戈躍馬、馳騁疆場的郭松齡，是早年的同盟會會員。兩人結識以后，志同道合，相見恨晚，情同骨肉。那時，張學良很欽佩郭松齡的為人和作風，而郭則因“見張是一個頗有愛國思想和進取心的青年，可以造就成國家有用之材，因此經常向張學良灌輸‘練精兵，御外侮’等愛國主張，并勸張學良訓練新軍，以期借助張學良的地位和實力，實現自己改造奉軍之夙愿”。

郭常向他講述救國救民的道理，這對張學良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郭對學員要求極嚴，而他自己也能做到和學員一樣，不怕吃苦，真正做到嚴于律己。特別是郭松齡深厚的軍事造詣讓張學良十分佩服，深為能遇上這樣的良師而感到幸運。此時的張學良與郭松齡可以說亦師亦友，“學良有動于衷，又奇公學識，有羅為己用之意”。因此，當張學良從講武堂畢業后擔任巡閱使署衛隊旅旅長時，便向張作霖推薦郭松齡任衛隊旅參謀長兼第二團團長。這是郭松齡受到張學良信任和垂青的開始，此時是1920年。

郭松齡擔任衛隊旅參謀長后，專心致力于訓練、整頓軍紀，進行軍事教育。不到1年時間，衛隊旅的面貌大為改觀，綠林弊端一掃殆盡，軍容一新，名冠各軍。 1920年7月，張作霖入關調停直皖戰爭，郭松齡充任先鋒司令，在天津小站以一團的兵力擊潰了皖軍的兩個旅。同年10月，郭松齡隨張學良到吉林一面坡、密山（此二縣今屬黑龍江）、琿春等地剿匪，整個作戰計劃都由他制定，并與士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親率團隊進攻，迅速平定匪患。

兩次軍事行動嶄露出郭松齡的軍事才能，使他在奉軍中聲名鵲起，也更受到張學良的信任。張作霖也改變了最初的懷疑態度，對他予以破格提升。 1921年5月，郭松齡被提升為擴編后的陸軍混成第八旅旅長，與張學良任旅長的第三旅合署辦公，而實際的行政、訓練都由郭負責。在郭的整頓下，三、八旅的戰斗力大為增強。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奉軍全線大敗，各部一觸即潰。任東路軍第二梯隊副司令的郭松齡負責具體指揮三、八旅，在他的指揮下，三、八旅撤退完整，并且在山海關一役中，在臨榆、撫寧一線與直軍幾倍追兵相抗衡，阻止了直軍突破山海關直取奉天的計劃，使得張作霖得以安然退回奉天。

從此，張作霖對郭松齡有了好感。張學良對他的信任更不待言，常向人毫不掩飾地夸獎郭松齡的治軍才能。張學良對郭松齡的信任和依賴是超乎尋常的，當時三、八旅的事務一般都由郭負責，整軍和作戰實際事務多由郭松齡操持。張學良如此放手，郭松齡對張學良也很尊重，平時做事都是經請示后才決定，從沒有依仗被信任而有所跋扈，而且凡是張學良堅持的事，他多是服從。時人評價說：“張對郭推心置腹，而郭對張也鞠躬盡瘁。一般人都認為郭是張的靈魂”。而張學良自己則說：“我就是茂宸，茂宸就是我”。可見他們二人的感情之深。

第一次直奉戰爭后，不甘心失敗的張作霖積極整軍經武，并總結失敗教訓，重用楊宇霆、姜登選、韓麟春、郭松齡等新派軍人，整肅軍紀，訓練新軍。1924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以張學良為軍長、郭松齡為副軍長的第3軍，雖沒有攻入山海關，卻一直吸引著直軍的主力。郭松齡率領第3軍主力增援九門口后，激戰石門寨，出擊秦皇島，所向披靡。山海關大捷使張學良與郭松齡的名聲大振，他們在奉軍中的地位已不可動搖。據張學良后來回憶：“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后，奉天方面取得了勝利。通過這次勝利，我升上來了。但是這次勝利的功勞不是我的，我沒有那樣的能力，實際上是郭松齡支持著我。”60多年后，張學良仍然說：“我最敬重郭松齡，我前半生的事業完全靠他”。郭松齡是奉系歷史上唯一大規模武裝反對張作霖的人，受張家大恩的郭松齡為何發動反奉戰爭？其說不一，甚至連最了解他的張學良在郭松齡被捕之后也想當面問問他。

如果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

張學良畢業后，張作霖讓他帶兵，張學良提出郭教官當助手，張作霖同意了。張學良和郭松齡兩人之間，“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諒”。雖然兩人有時也爭論得面紅耳赤，但之后誰也不抱成見。1925年，郭松齡發動了著名的反奉戰爭。對于郭松齡的愛國正義行動，張學良是同情的，但要讓他反對自己的父親，張學良還是做不到。由于日本的出兵干涉，反奉功敗垂成，郭松齡夫婦被害。

張學良對于郭松齡夫婦的死十分痛惜。據張學良的隨從副官周文章回憶說：張學良一得知郭松齡被俘消息，就命人擬電報稿，叫將郭氏夫婦解到他的司令部來，然后打算送到國外去深造。但“未等電報發出，已聞郭氏夫婦遇害了。張學良看完郭松齡夫婦遇害的電報，跺了跺腳，嘆了口氣說，‘完了’”。張學良還將總部送往各部傳示的郭氏夫婦尸體照片及文件，批了“以火焚之”四個大字，不忍見郭氏夫婦的慘狀。

郭氏夫婦被害后，張作霖命令將郭氏夫婦的尸體運回奉天，在小河沿體育場曝尸三日示眾，并將遺體拍成照片各處張貼，傳示東三省各市、各縣，懲一儆百。當時小河沿圍觀群眾數以千計。郭氏夫婦死后，因父母、弟弟和繼子逃難在外，遺體由親友代為裝棺，暫厝于小東門外珠林寺。“九一八”事變后，其家屬才把郭氏夫婦安葬在家鄉附近，1948年，由其繼子郭鴻志移葬于沈陽東陵區七間房墓地。張學良后來經常懷念郭松齡。1927年，由于韓麟春指揮失誤，奉軍遇到困難，張學良當時就對部下劉鳴九等人說：“如果郭松齡在，我現在就不會這樣為難了。”1981年，“九一八”事變50周年的時候，張學良在臺灣還念念不忘地說：“如果那時郭松齡在，日本就不敢發動‘九一八’事變。”

這是張學良對郭松齡軍事才能的一種充分肯定，也是對良師益友郭松齡的深切緬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