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代以來，我國一直以立春作為春季的開始。但在人們的心目中，春是溫暖，是鳥語花香。所以，探春、游春活動一般都安排在地氣回升的元宵節后。文獻記載，自唐朝開始，都市人收了元宵的“燈”便出門“探春”，且一度呈現“公子醉未起，美人爭探春”的特別景觀。

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卷下謂：“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車騎馬，供帳于園圃，或郊野中，為探春之宴。”唐朝“白富美”不僅乘車騎馬、自帶食材和帳篷到野外辦“探春宴”，還設“裙幄”。王仁裕說，當時長安的年輕女子“游春野步”，遇名花則以草地為席，四面插上竹竿，再將裙子連結起來掛于竹竿，設置臨時的飲宴幕帳。這種野宴被時人稱為“裙幄宴”，類似現代年輕人在公園或郊外辦的野餐。唐朝女子陶冶情操、釋放心情“巾幗不讓須眉”還體現于“斗花”。所謂“斗花”，就是青年女子們在游園時，競賽誰戴的鮮花名貴、漂亮。為在斗花中顯勝，這些女子不惜重金急購各種名貴花卉。故而，大詩人白居易嘆道：“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當然，唐朝的高帥富們也不甘落后，他們則玩起了“看花馬”。《開元天寶遺事》卷上載：“長安俠少，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飾以錦韉金絡，并轡于花樹之下往來，使仆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即駐馬而飲”。唐朝富家子弟探春遇雨則攜帶“油幕”出行，也是“盡歡而歸”;而文人騷客則玩起了“顛飲”。書中說，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沖、張道隱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巔飲。”看來，唐朝的文人也想學魏晉狂人劉伶過把裸奔癮;抑或是讓肌膚真正感受春的氣息。

與唐代富家子弟比富炫酷的“奢侈探春”相比，經濟繁榮、社會安定的宋朝便出現“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的景象。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卷六中詳細介紹了當時開封人爭先恐后探春的情況：城南玉津園外的學方池亭榭、玉仙觀、轉龍灣等，從轉龍灣往東到陳州門外，園館更多，到處是探春的人;城東宋門外的快活林、勃臍陂、獨樂岡、硯臺、蜘蛛樓、麥家園、虹橋、王家園;城北李駙馬園;城西順著新鄭門大路，一直抵達金明池西邊的道者院(院前都是妓院)，往西去是宴賓樓，這里亭榭、曲折池塘、秋千畫舫皆是探春人的好去處，客人租條小船，掛上帳幔游賞美景……總的來說，“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并無閑地。”

與唐代富家子女、文人騷客探春“斗酒”、“炫富”、“裸奔”不同的是，北宋的首都人則把文藝、體育、健身等元素融入探春活動。也說明了社會不斷在發展、文明不斷在進步。“紅妝按樂于寶榭層樓，白面行歌近畫橋流水。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鞠疏狂”。也就是說，北宋首都的青年男女探春時，紅妝佳麗們紛紛在寶榭層樓彈琴奏樂，白面書生則對著畫橋流水放聲高歌。舉目四望，到處是仕女蕩秋千的歡聲笑語;信步行走，隨時有男兒蹴鞠豪放輕狂，完全稱得上是自發組織的“全民狂歡”。孟元老最后說：“尋芳選勝，花絮時墜金樽;折翠簪紅，蜂蝶暗隨歸騎。”就連蜂蝶也追隨著歸途的馬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