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年)，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兩年后，清華研究院同學為其樹立紀念碑于校園內工字廳東。40歲的陳寅恪為此撰《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此碑由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梁思成設計碑式。末署“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國立清華大學研究院師生敬立”字樣。陳寅恪所撰紀念碑文意味雋永、傳誦已久，文中的那一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幾成家喻戶曉的王氏生涯定論。

但王國維的墓志銘，并不是此紀念碑銘;后世讀者則往往將其與紀念碑銘相混淆，經常有將陳氏文句當作王氏墓志銘征引者，令人啼笑皆非。紀念碑是地面建筑，豎立于地表，供后人憑吊追思之用;而墓志銘則是與逝者同埋于地下，作為其生平概略的重要記載物，是深藏在墓穴里的。紀念碑銘是一回事，墓志銘又是另一回事。那么，王國維的墓志銘究竟是怎樣的內容呢？這還得從其自沉于昆明湖后遺留的一道密折說起。

原來，王國維死后，除了內衣口袋里的那封遺書之外，還給已從紫禁城“移駕”天津租界里的溥儀寫了最后一份奏折。溥儀數年后回憶說，看到該奏折時，筆墨勁練，確屬王國維筆跡，但后來一想，一個將死之人怎么會寫出這樣工整的奏折？他后來得知，這份奏折是王國維請羅振玉代為繕寫的，這屬于“口述史”類型的二手資料，可信度已大打折扣。又有羅氏后人站出來說，這份奏折是羅振玉命其子羅福葆仿王國維筆跡而作，則不但可信度已降至最低，甚至于還頂著“欺君罔上”的罪名來了。無論羅氏后人的說法是否可信，可以理解的是，之所以弄出這樣一份奏折，或許純屬王、羅二人交誼使然，為的只是給已死的故友撈一個御賜的“謚號”。當年羅振玉遞上這份奏折之后，謚號“忠慤公”也就特批了下來，照例得到了皇室的撫恤金，生前清貧窘迫的王國維之身后事，也算是有了著落與名目。

楊鐘羲撰文、袁勵書丹、文楷齋宋德裕刻石的王國維墓志銘，也就在此時誕生了。與兩年后陳寅恪等學界人士營造的王國維紀念碑不同，墓志銘撰書者均為王國維在溥儀宮中任職時的同僚，其內容雖然也闡述了王的學術成就，但更著重于其人格與學術的本源——君臣大義。這方墓志銘的內容，對于研究以王國維為代表的清末遺民心態以及這一群體的學術旨趣之所源，無疑還是有相當高的參考價值的。墓志原石現已不知去向，只有拓片尚在民間流傳。

從這方千余字的墓志銘來看，王國維之死，在前清遺老群體中的評價，是相當高的。無論從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來追索，還是從文人學者的志趣情懷來考察，王皆以一己之死，完成了君臣大義，完滿了文士德行。墓志銘贊揚其“山夷海竭，其志不欺”是稱其生前大節不虧、忠貞不貳;贊揚其赴死之舉將“文人無行，一雪斯恥”，這就是要盡掃近世文人的功利面目，以王的大義之舉來重新樹立文士之道德楷模了。

撰寫墓志銘的楊鐘羲(1865—1940)，其先祖為滿洲正黃旗人，乾隆間改為漢軍正黃旗，世居遼陽。姓尼堪氏，原名鐘慶，戊戌政變后改為鐘羲，冠姓楊，字子勤、子琴，圣遺、芷晴，號留垞、梓勵，又號雪橋、雪樵等。他是光緒十一年(1885)舉人，十五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后又任國史館協修和會典館協修。歷任襄陽、淮安、江寧知府。辛亥革命后，蟄居上海，以遺老自居，寄情文史，著述頗豐，尤以四十卷《雪橋詩話》聞名。陳寅恪和胡適等近世學者，都特別看重《雪橋詩話》這部著作。陳在給吳宓的信中評價《雪橋詩話》說，“作者熟悉清朝掌故，此書雖詩話，而一代文章學派風氣之變遷，皆寓焉。”而胡適在日記中也提道：“楊先生是位遺老，故他的詩話重在掌故……這部書是一部很有用的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