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史上，名人特別是“圣人”倍受人們尊重，其實也有虛假，甚至有你所不知道他們討厭的另一面，比如：被元明清三朝冊封為“圣人”南宋大儒朱熹，八百多年來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道德標桿，然而我們翻開歷史的背面一看，就會發現朱夫子的另一面很不道德，甚至說他是偽君子、假道學，口是心非、陰損毒辣也不為過。

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號晦庵，南宋江西婺源人，19歲進士及第，曾任荊湖南路安撫使，仕至寶文閣待制。南宋著名的理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詩人、閩學派的代表人物，世稱朱子，是孔子、孟子以來最杰出的弘揚儒學的大師。朱熹被辛棄疾贊曰：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西方研究者則譽之為可與亞里士多德比肩而立的偉大哲學家。其理家思想不僅被元明清三代視為儒學正宗，影響至今，而且遠播海外……

朱熹的美名被歷代封建統治者神化和文化們的吹捧，僅次于孔孟，已眾所周知，無須多言。我們看看他背后都干了些什么。據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記載：朱熹帶著兩個漂亮的尼姑外出旅游渡假，并用甜言蜜語誘騙她倆“三陪”，最終成了自己的小老婆;虐待自己的老母親，屬于不孝之子系列;利用兒女的婚嫁喜慶的機會，大肆收受紅包禮金;以知名教授的招牌，開門辦學，擅自提價，收取高額學雜費;與媳婦通奸，還使得她懷孕;指使家屬子弟偷盜別人家的耕牛，宰殺后胡吃海喝;強行占據范染祖輩留下來的山林，建自己的高樓大下廈，并誣告他，治他的罪;挖崇安弓手父母的墳墓，安葬自己的母親，又不顧別人的祖先曝尸荒野;利用自己身居要職，大肆受賄，“一歲之間，動以萬計”。

再看看朱夫子無端收拾臺州營妓嚴蕊時的手段。嚴蕊是臺州的一名營妓(座臺小姐)，“色藝冠一時”，善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美名遠播。臺州知府唐仲友與嚴蕊相熟，常酒宴中找嚴蕊作陪，一次酒宴中她寫下了那首成名作《如夢令》。唐仲友與朱熹不合，二人存學術分歧，并由而升級為官場上的派系之爭。所以當朱熹任浙東常平使，巡行臺州時，就著手搜羅唐仲友的罪證，上書彈劾，而其中一條就是千百年來屢試不爽的“個人作風問題”。朱熹聽聞唐仲友與嚴蕊關系曖昧，于是把嚴蕊抓進大牢，關了兩個月，每天嚴刑拷打，甚至有幾次差點打死了。可嚴蕊雖然是個風塵女子，卻很有職業道德，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自始自終只承認陪酒的事，不承認上床的事。事情很快超出了朱熹能控制的范圍，因為皇上知道了。皇上派了欽差大臣來調查這個事情，那個欽差大臣非常佩服嚴蕊的氣節，不但判了嚴蕊從良，而且還讓她作詩言志，嚴蕊就當堂填了一首詞：“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這場力量并不均衡的博弈中，朱夫子弄了個灰頭土臉，不僅政治上沒有打倒唐仲友，而且嚴小姐反倒成了高風亮節的圣女。

有人認為，向朱熹臟水的是他的政敵所致。《四朝聞見錄》的作者葉紹翁，還是朱熹的福建同鄉，而且只當了短暫的小官，長期隱居錢塘西湖，跟當時皇帝身邊的大紅人“朱圣人”沾不上邊，何來政敵一說。《四朝聞見錄》暴光后朝野轟動，紛紛彈劾這位老夫子。朱熹無法抵賴，只得向皇帝謝罪。如果葉紹翁揭發的水分太大，對于面子比生命還看得重的朱夫子能夠認輸嗎？再說，北宋宰相王安石，清廉高潔的品行，讓政敵都不得不佩服;如果朱夫子像王安石樣，個人操守無懈可擊，就算政敵想攻擊也無從下手。還有清朝才子紀曉嵐對《四朝聞見錄》的評價也認為，該書記載的基本上是事實。

朱夫子的兩面人生。他當官有仁政，也有酷刑;他辦教育層次比孔子高，把中國的書院文化推向了頂峰，而他后繼無賢人，臨終時門人散盡;他對抗金的態度也搖擺不定，先主戰，后來又主和;他砸過秦檜祠，后又吹捧秦檜;他鼓吹“克人欲，存天理”，而自己亂倫……

可見，我國歷史名人中，兩面人生在朱夫子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有評論指出：“朱熹的命運，說白了是一名頂有才華、獨樹一幟、執著到死的知識分子的命運;又是魯迅所憐惜所痛恨的那一類想做奴才又當不上奴才的中國人的命運;也是一個有七情六欲思衣食飽暖的普通人的命運。”

筆者以為，對朱熹如何評價是一個十分糾結和無奈的的事情。你可以鄙視他，也可以對他頂禮膜拜;可以數落朱熹無數的錯，又不能不追思他的貢獻。我們看圣人，總是只看見他們“圣”的一面，卻忘了他們“人”的一面。朱熹也是一位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他背后見不得人的勾當可信度很大。古往今來，像朱熹之類的名流，在他們光鮮的外殼之下，不知藏著多少見不得人陰暗面，只是草根百姓不知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