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年春，大將軍費祎北御魏敵，留忠成都，平尚書事。大司馬琬以病，讓州職于費祎、董允。于是祎加領益州刺史。允守尚書令。

董允(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祎副貳。

很明顯可以看出來，蔣琬因為身體不好，同時自己認識到自己能力不夠，無法像諸葛亮那樣一身勝任數(shù)種要職，于是，他不在意什么個人榮辱權貴，一再向外讓權。這一點實在難得！【督農(nóng)楊敏常毀琬：“作事憒憒。誠非前人也。”琬曰：“吾信不如前人。”】

董允傳記載：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祎及允，允固辭不受。

蔣琬自任益州刺史，不久就打算把尚書令和刺史之位讓給董允、費祎;而董允也不貪權，自己能勝任才作，勝任不了，就不作。他覺得自己作侍中已經(jīng)很緊張、很沒有余暇了，堅決不愿作尚書令或益州刺史。只是后來費祎當上了大將軍錄尚書事，他才作為費祎的副貳，共參尚書令職務了。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能根據(jù)個人能力，以國家利益為先，選擇進退。能做到這一點的人，并不多。墨子曾諷刺說，讓一個人去殺狗，他知道說自己能力不夠，無辦法勝任;而讓他去作宰相，他卻不知道因能力不夠推辭掉。】

所以，相權之分，是政德所致，而非爭斗之果，此點是很明顯的。證據(jù)客觀而確鑿，不比主觀臆斷，穿鑿附會之徒。

蔣琬此舉確實在客觀上削弱了相權的集中性，相對加強了皇帝對政務的干預力度，也造成了后來吏治與軍治兩極分化的弊端，但在當時是利大于弊的。蔣琬肯這么做，知道合眾人智慧，共同治國，這利國利民，做得很好。而他敢這么做，是因為信任費祎、姜維、董允、馬忠、王平、李福、鄧芝等人——如果有一個朋黨，那么這批人都是一黨的，而且鐵板一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他能做這么做，則是因為把個人利益放下了，心中只有國家利益。不像現(xiàn)在那些講權謀的人，總是在個人利益上轉圈子。蔣琬讓權讓位之德，自然而然。這些人恐怕是不敢承認的。

而蔣琬為何不進位丞相？原因同樣很簡單。只不過，我所提供的答案，會有人認為是無稽之談。

這就是，原因跟唯物論否定掉的命理之術相關。蔣琬曾被劉備罷過官，罷官之后，他作了一個怪夢。【琬見推之后，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這一點可以證明蔣琬很相信命術。實則不光蔣琬信，三國時期，這是極為盛行的。就連被認為很狂很傲的關羽、魏延都曾占夢問卦。這確實可以影響到一個人在仕途上的進取態(tài)度。不少人覺得命中做官不利，而選擇隱居。古語“德不配位”就是說一個人能有多大福報，是要看他有多少功德可以承載福報的。如果無德，是不能享受福報的，享受了就會招災。如果你最大的福報就是當縣令，可你當了太守，則福大折壽，你受不了這種福報，你德行不夠，在那個位置上，你是坐不長久的。

蔣琬恐怕就是這樣，至少他自己認為是這樣。官越做越大，病也越來越重。時間久了，看不好病，必然會往陰陽術數(shù)上靠。費祎就因為術數(shù)而不敢在成都作大將軍，跑到了漢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蔣琬自然也可能因為怕一任宰相就要折壽，而不敢證名位。不是怕死，不是怕自己折壽。而是怕無法繼續(xù)繼承武侯遺志，無法借著這個肉身為國家服務。自己不正位，不圖那一個名號，自有實際相權可行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