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曾經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強調曾經，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與“五四”以前大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而當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現是奴性，“五四”知識分子深惡痛絕的也是奴性。那么，當年中國人的奴性是怎么形成的呢？這要循中國的歷史來追溯。

“國民劣根性”問題是“五四”知識分子們率先提出的。談及此，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魯迅。其實不唯魯迅，這是那時諸多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嘆息無奈者有之，痛心疾首者有之，熱忱于啟蒙者有之，而魯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梁啟超對“國民劣根性”的激抨絕不亞于魯迅。

陳獨秀創辦《新青年》伊始曾公開發表厲言：凡1919 年以前出生者當死，唯1919年后出生者應生！何出此言？針對國民劣根性耳。當然，他指的不是肉體生命，而是思想生命、精神生命。蔡元培、胡適也是不否認國民劣根性之存在的。只不過他們是宅心仁厚的君子型知識分子，不忍對同胞批評過苛，一主張默默地思想啟蒙，加以改造，一主張實行教育救國、教育強國，培養優秀的新國人種子。

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表達了他的希望：培養具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新國人這一教育思想證明了他的希望。

就連聞一多也看到了國民劣根性。但他是矛盾的。好友潘光旦在國外修的是“優生學”，致信給他，言及中國人缺乏優生意識。聞一多復信曰：“倘你借了西方的理論，來證明我們中國人種上的劣，我將想辦法買手槍。你甫一回國，我親手打死你。”

但他也寫過《死水》一詩：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剩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霉菌給他蒸出些云霞。

這樣的詩句，顯然也是一種國狀及國民劣根性的詩性呈現。聞一多從國外一回到上海，時逢“五卅慘案”發生不久，于是他又悲憤地寫下了《發現》：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為什么他又認為不是了呢？有了在國外的見識，對比中國，大約倍感國民精神狀態的不振。“不是”者，首先是對國家形象及國民精神狀態的不認可也。

那時中國人被外國人鄙視為“東亞病夫”，而我們自喻是“東亞睡獅”。獅本該是威猛的，但那時的我們卻仿佛被打了麻醉槍，永遠睡將下去，于是類乎懶貓。

清末以前，中國思想先賢們是論過國民性的，但即使論到其劣，也是從普遍的人類弱點劣點去論，并不僅僅認為只有中國人身上才表現的。那么，我們現在接觸到了第一個問題某些劣根性，僅僅是中國人天生固有的嗎？

我的回答是：否。

人類不能像培育駿馬和良犬那樣去優配繁衍，某些人性的缺點和弱點是人類普遍固有的。而某些劣點又僅僅是人類才有的，連動物也沒有，如貪婪、忘恩負義、陷害、虛榮、偽善等等。故，萬不可就人類普遍的弱點、缺點、劣點來指摘中國人。但，不同國家的歷史、文化，又完全可以造成某一國家的人們較普遍地具有某一種劣性。比如西方歐美國家，由于資本主義持續時間長，便有一種列強劣性，這一種劣性的最丑惡記錄是販奴活動、種族歧視。

當然，這是他們的歷史表現。

于是我們接觸到了第二個問題中國人曾經的劣根性主要是什么？我強調曾經，是因為今天的中國已與“五四”以前大不一樣，不可同日而語。

在當年，民族“劣根性”的主要表現是奴性，“五四”知識分子深惡痛絕的也是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