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確有一些皇帝生前退位，選擇“內禪”，即把皇位傳給家族成員。古代的內禪并不多見，但令人驚異的是，兩宋之際尤其頻繁。這一時期，不到七十年的時間里就有徽宗、高宗、孝宗和光宗四位皇帝五次內禪。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他們生前退位呢？

退位避兵燹：徽宗與高宗的內禪

宋徽宗的退位發生在宣和七年(1125年)，他僅四十余歲。當時，金兵大舉侵宋，兵鋒逼近開封。宋徽宗欲南下避亂，于是打算命皇太子任開封牧，留守東京，抵擋金人。也就是說，他最初的本意并不想內禪放棄皇位。

《宋史？李綱上》中記載李綱對此表示異議，他對大臣吳敏表示，巨敵猖獗，形勢兇險，皇帝必須傳位給太子，才能使太子以足夠的權威、名正言順的位號，號令天下、招徠群雄，保存社稷。李綱最后說：“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于明皇，后世惜之。”這里引唐玄宗西逃入蜀、肅宗在靈武自行即位的故事，指出皇帝如不主動傳位給太子，將會面臨兩重難題：第一，太子不即位，則威望不足以維持大局，難以拯救國家。第二，太子如果想維持大局只能自行即位，那時內禪之議，就不再是皇帝主動與自愿的了，將使宋徽宗如唐玄宗一樣，陷入非常被動的境地。李綱的提議與部分大臣取得了共識，這也成為宋徽宗決定內禪的關鍵原因。于是，徽宗“內禪，以道君號退居龍德宮”，沒多久就倉皇南逃。

命運仿佛跟宋徽宗開了一個玩笑。金兵圍攻開封未果，于是撤軍，旋即徽宗北歸。可不久之后，金國再次侵宋，這次直接將徽、欽二帝虜走。內禪沒有使徽宗避開兵鋒，堂堂數十年太平天子，淪為金國階下之囚。

徽、欽二帝被虜走之后，徽宗第九子趙構即位，是為宋高宗。高宗一生充滿戲劇性，單是內禪就搞了兩次。他第一次宣布退位時年僅二十余歲，完全出于被迫。建炎三年(1129年)，南宋將領苗傅、劉正彥發動兵變，誅殺了高宗身邊的寵臣與宦官，形勢一度非常緊張。苗、劉二人要求高宗遜位，傳位給不到三歲的皇子趙敷，由高宗的伯母隆祐太后(宋哲宗的皇后)垂簾聽政。高宗無奈答應退位，搬出宮室，居于顯忠寺。大臣張浚聯合呂頤浩、張俊、韓世忠等人整軍勤王、起兵平叛，苗傅、劉正彥迫于壓力，為自保計，又請趙構復位。于是，在僅僅退位二十幾天之后，高宗又重登帝位。由苗、劉主導的此次內禪近乎鬧劇，他們二人最終也沒逃脫被誅殺的命運。

時隔三十多年后的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高宗再一次宣布退位，將皇位傳給自己的養子，也就是后來的宋孝宗。與上次內禪不同，這次是完全自愿的。此時高宗僅五十余歲，年富力強，為何要退位呢？一個重要因素在于，高宗與當年的徽宗面臨極其類似的境況，即金國南侵的威脅。剛剛在前一年，金國皇帝完顏亮舉全國之力南下攻宋，高宗欲出海避敵，被臣下勸止，勉強決定親征。在南宋軍隊的拼死抵抗下，金國軍隊并未取得什么進展。后來金國后院起火，完顏亮死于兵變，金軍無功而返。盡管局勢漸趨緩和，但此次戰事意味著此前宋、金之間的和平協議“紹興和議”成為一紙空文，兩國關系處于懸而未決的戰爭狀態。這不得不使高宗心有余悸。國事紛繁，他已無心收拾。若金人再次南下，他以帝王之尊棄國避敵，將為士大夫階層所不恥;但退位之后，以太上皇的身份避敵，則順理成章。對險惡局勢的憂懼，對繁重國事的倦怠，使得高宗決定內禪。他的禪位御札上有這樣的文字：“(自己即位以來)懼不克任，憂勤萬機，弗遑遐逸，思欲釋去重負，以介壽藏……”

除此之外，何忠禮等學者還指出了高宗內禪的其他因素。一來是保證政權順利交接的需要。孝宗不是高宗的親生兒子(高宗獨子早夭，后來終生無子)，甚至不屬于太宗一脈，而是太祖趙匡胤的后裔。

可以說他與徽宗一系的血緣關系極其疏遠，從出身而言，他繼承皇位不具有多少天然正當性。若待高宗駕崩之后即位，難免會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素。生前內禪，高宗至高無上的權威可以保證政權的順利交接。另外還有施恩孝宗的需要。孝宗已三十六歲，年屆不惑，就算此時身登大寶，他已接近兩宋諸帝里即位年齡最大的皇儲。若待高宗去世，孝宗將垂垂老矣，屆時再去登基，難免對高宗心存怨懟。

宋高宗退位后，又當了二十幾年太上皇，到八十一歲時才去世。他的去世，間接引發了又一次內禪：孝宗內禪。

老爸去世引發的退位：孝宗與光宗的內禪

淳熙十四年(1187年)，高宗去世，孝宗非常悲傷，決定為養父守喪三年。守喪三年的行為對于帝王來說并不多見，徽宗去世時，高宗僅為父親服短喪二十七天。可以說，孝宗是極其恪守古禮孝道的。但守喪沒多久，孝宗就萌發了退位的想法。

按照余英時的說法，孝宗退出政治舞臺，分為“三年之喪”、“太子參政”、“內禪”三個步驟。他先讓太子參決朝政，自己部分退出政務;最后宣布退位，傳位于光宗，自己則“居喪盡禮”，徹底退出政務，并一心服喪。孝宗對高宗極端的“孝”，以及對專心服喪的心理需求，是人們對孝宗內禪原因的一般看法。但余英時還分析出罕為人知的一面，孝宗一直志在“恢復”，而高宗喜好“議和”，加上成長過程中的一些其他因素，孝宗潛意識里一直是對高宗有不認同和反抗情緒，這導致孝宗在晚年做出了兩種看上去相反的舉動：一方面進行了完全違背高宗平生意愿的政治更改;另一方面又服喪三年，以“居喪盡禮”并內禪退位，極端尊重孝道。余英時認為，孝宗對高宗的反抗與不認同，以及對高宗的報恩盡孝之心，都是真誠的，而潛意識中的對父親的叛逆又帶了“內有慚德”的感覺，即“未覺識的罪感”，這又導致孝宗對自己的自責，并以極端的方式要求自己居喪行孝，甚至內禪退位。這種潛在的負罪感盡管不是導致孝宗一系列行為的全部原因，卻是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孝宗內禪時，太子已經四十多歲，已屬“高齡太子”，等皇位等得幾乎不耐煩了。《四朝聞見錄》中記載，太子向孝宗表示自己胡須已白，試探父親是否有內禪的意向。及時禪位，也算是滿足了兒子的心意。對父之孝，對子之慈，在孝宗身上都體現得淋漓盡致。

如果說孝宗內禪是因為對父親過于“孝順”，那么接下來的光宗內禪，可以說是因為他對父親過于“不孝”。

孝宗禪位之后，居于重華宮。按慣例，作為兒子的光宗應該經常去看望父親，但他在即位一段時間之后，就絕少“朝重華宮”，甚至大臣苦諫也不聽從。這在傳統中國是極大的不孝。更有甚者，在孝宗病重期間，光宗也拒絕侍疾，甚至不想在父皇臨終前去見最后一面。很多材料記載，光宗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患有“心疾”，即某種精神性疾病。

余英時在分析光宗心理時認為，孝宗雖然退位為太上皇，但他在光宗身上，過多地寄托了自己“更改”的政治理想，無形中給光宗帶來了嚴重的心理壓力。這成為光宗極力避免參拜太上皇的因素之一。在這個過程當中，走向精神崩潰，也是光宗的必然結局。

最讓士大夫階層無法接受的是，光宗竟然拒絕主持父親的葬禮。正如美國學者賈志揚所言，主持葬禮是父權國家的重要職能。皇帝不執父喪，將造成嚴重的合法性危機。果然，中外震驚，宗室重臣趙汝愚聯合外戚韓侂胄等人稟請太皇太后(宋高宗的皇后)垂簾聽政，以太皇太后的名義命皇子即位，也就是迫使光宗內禪。其間，趙汝愚還提到光宗此前在御批中曾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的文字，以證明光宗早萌退志。這就為此次內禪加了一層“自愿”的文飾。

最終，紹熙五年(1194年)“太皇太后以皇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于重華宮之素幄”。新皇在祖父靈前登基，這說明：光宗的內禪，最實質的部分是在父親的葬禮上完成的。

皇帝退位為何多發生在兩宋之際？

北宋的倒數第二個皇帝和南宋最初的三個皇帝都進行了內禪，這不得不讓人疑惑：為何“兩宋之際”成為皇帝退位的頻發期？這一時期的時代背景究竟有何特殊之處？

兩宋之際時代背景的首要特征就是戰亂動蕩。時代的特殊性降低了皇權的有效性，給皇帝的命運帶來了強大的不確定性。對命運不確定性的克服一直是人類美好的理想追求。古代皇帝不愿意退位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在傳統社會，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才能掌握至高無上的權力，面臨最少的不確定性。否則，哪怕貴為宰執、宗室，也將面臨“伴君如伴虎”的忐忑與困境。然而這只是指和平時期。在動蕩的時局里，帝王的命運可能會面臨更強大的不確定性。一方面，位號也意味著責任，帝王承擔著守衛家邦、保全社稷的重負。大敵來襲之際，他無法逃避，比布衣黔首更不自由，否則他必須面對士大夫階層的洶洶物議。另一方面，在險惡的時局里，帝王往往成為敵人的首要獵物。宋高宗即位之初，金國名將完顏宗弼就曾發動過一次專門針對他的“斬首行動”。在那次行動里，金國軍隊把宋高宗從江北追到江南，從陸地追到海上，敵人“搜山檢海”，場面極其驚險，高宗幾乎被活捉。皇帝除了擔心外敵，又要憂心內患。在紛亂的局勢中，不壯大軍隊無以自保，但軍隊壯大后，又擔心諸將尾大不掉，架空朝廷，甚至江山易姓。當皇權有效性被降低時，這種焦慮更為強烈。總體來說，時局的艱危，為皇帝帶來了巨大的命運不確定性，這成為這一時期皇帝頻繁退位的重要原因。

另外，國與國的對峙，主戰與主和的紛爭，“恢復”與和議之間的沖突，戰爭與和平的不同抉擇，也造成了帝王家庭內部父子之間政治理想的分歧。認同“恢復”的宋孝宗與宋高宗之間存在潛在沖突，而宋光宗也無意承擔父親寄予自己的政治厚望，政治理想的沖突帶來嚴重的心理負擔，嚴重的心理負擔又造成了孝宗極端的“孝”與光宗極端的“不孝”，這也成為他們生前退位的原因。而這個原因鏈條的起點，恰恰也是時局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