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輪臺詔》是田余慶先生于1984年發表于《歷史研究》上的一篇文章，由此文引發的漢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問題是當前學術界討論的一個熱點。繼2014年底辛德勇教授在《清華大學學報》撰長文后，相繼有李浩《“司馬光重構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說獻疑——與辛德勇先生商榷》(載《中南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劉大木《漢武帝形象的三個制造者》(載《新京報》2016年3月5日)、胡文輝《制造司馬光》(載2016年3月13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等幾篇文章進一步展開爭論。近期《清華大學學報》又刊載了南京大學歷史系成祖明《內部秩序與外部戰略：論<輪臺詔>與漢帝國政策的轉向——謹以此文紀念田余慶先生》，及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楊勇的《再論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種政治史與思想史的聯合考察》，兩篇文章篇幅都長達兩萬余字。至此關于漢武帝晚年政策轉折問題的討論可謂達到小高潮。

綜觀這些爭論，往往各持一方，如劉大木文贊同辛說，李浩、胡文輝、成祖明文則贊同田說。相比上述諸文的鮮明立場，楊勇的論文雖贊同辛說，但對田說也未完全否定。在其文章中，楊勇對《輪臺詔》頒行及武帝去世后的歷史，尤其鹽鐵會議及霍光主政時代特別進行了考察。漢武帝晚年的政治態勢如何，是否有“守文”的轉向？武帝以后，“守文”的政治轉向又是如何實現的？近日，澎湃新聞就此相關問題采訪了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青年教師楊勇。澎湃新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通常被視為儒學成為封建正統統治思想的一個標志。但在您看來，漢武帝并不是一個尊儒的皇帝。儒學在武帝朝的地位實際是怎樣的？

楊勇：我們對武帝朝政治思想常有誤解，認為武帝是尊儒的皇帝，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實際上并非如此簡單。武帝在位初期雖有興儒之意，也做了一些工作，就是班固所謂“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但這很快就成了一紙空文。儒家信奉的是“修文德以來之”的和平路線，“不與民爭利”的富民論及以禮樂教化代替嚴刑峻法的觀念。而武帝對外發動民族戰爭，對內實行興利政策和酷吏政治，這些政策與儒家思想完全背道而馳。盡管公孫弘、兒寬等儒者也曾在武帝朝位列公卿，但正如金春峰指出，武帝一個接一個的政策“改變了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也改變了思想發展的軌道”，儒學在武帝時代“黯然失色，被歷史掃進了無權的角落”。武帝朝出仕的儒生只有在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那樣的扭曲中才能生存。這種狀況直到武帝一朝結束也沒有看到什么變化。

澎湃新聞：在您的論述中，所謂“守文”的政治轉向，即意味著它應該符合儒家的政治理念？楊勇：對。對“守文”的考釋是我論文中的一個重點。田先生《論輪臺詔》一文的一個重要觀點，是根據《資治通鑒》載武帝對衛青“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于太子者乎”一語，認為武帝通過《輪臺詔》完成了向“守文”的轉變：“過去漢武帝把轉向‘守文’的任務寄托給太子，現在卻不得不由自己來實現了”，“‘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漢武帝終于在現實面前轉向‘守文’”。但是翻檢《史》、《漢》等書，并未有衛太子“守文”之說，也沒有武帝晚年轉而“守文”之說。漢武帝是否在晚年通過《輪臺詔》轉向“守文”，《輪臺詔》與“守文”是否有關系，是關涉漢代政治思想史的重大問題，需要進一步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