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的結局恰好也說明了，一個建立在以強制服從為基礎的組織制度，其實竟是多么脆弱和無效。在它的內部，連最起碼的認同感都不可能培養起來。不僅基層到處都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例子，各級干部中間，也充滿玩弄權術、貪贓枉法到了連死都不怕的地步的人。

我時而想象，如果秦朝也有官辦媒體，那么每天電視新聞的頭條，一定都是滿朝文武在皇宮里大吃大喝、大吹大擂、大沉醉的場景。伴隨著這種“歡慶勝利”的場面，一定還有播音員帶咸陽味兒官話的畫外音：“今天晚上，在主席臺上陶醉的與陪同陶醉的有：至高無上大皇帝嬴政、大宦官趙高、大丞相李斯……”接下來還有一長串10分鐘也念不完的綴著官銜的名字。

秦國吞并六國時，的確是一個無與倫比的強國。它的國力，尤其是以舉國之力推行其國際(當時意義的天下)戰略的執行力，以及它實施戰爭的精密程度(西安兵馬俑手中的弓弩據說制作工藝高度標準化)，都堪稱當時地球上的尖端。若以征服效率而論，大約只有亞歷山大大帝的大軍能與之相媲美;而接下來的行政管制，論其嚴密程度，一切帝王都望塵莫及。

大概是出于對掃清對手的極度陶醉，秦始皇才如此肆無忌憚，好像什么都無須害怕。有記載說他每天要批閱很多文書，大堆竹簡都要用大秤來稱，但可以肯定，所有那些文書，既不會勸告他緩和專制，也不會提醒他防范腐敗。而恰恰就在此時，在那些陪同他在主席臺上陶醉的人中間，正聚集著不久后導致大秦帝國瞬間崩潰的各種因素。正如唐人王翰所形容的：

秦王筑城何太愚，天實亡秦非北胡。一朝禍起蕭墻內，渭水咸陽不復都。(《飲馬長城窟行》)

唐人周曇也評論說：鹿馬何難辯是非？寧勞卜筮問安危？權臣為亂多如此，亡國時君不自知。(《胡亥》)

那些為皇帝四處張羅、尋找不死靈藥的人;那些宣告國家已不存在危險、唯一的威脅就是北方匈奴的人;那些替他在各地驅趕勞工、大興土木的人;那些平日對他百般逢迎但等他一死就即刻謀害太子、騙取軍權的人;那些為他兢兢業業撰寫詔書、法律，轉過頭來又與陰謀者合作的人……

陪同他沉醉的所有人都在一個“禍起蕭墻”的歷史劇中完美地扮演著各自的角色。如果說老天非想讓秦朝垮臺是缺乏證據的，但從管理的角度去看，它的每一環節都職能敗壞、每一主要成員也已道德淪喪——“事去雄猜終束手，運窮付托況非才”，如此政治，倘若不垮也是“天理不容”。

“禍起蕭墻險難恃”。秦朝的結局恰好也說明了，一個建立在以強制服從為基礎的組織制度，其實竟是多么脆弱和無效。在它的內部，連最起碼的認同感都不可能培養起來。不僅基層到處都有“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例子，各級干部中間，也充滿玩弄權術、貪贓枉法到了連死都不怕的地步的人。又經過了無數次戰煙滾滾、征馬蕭蕭，在秦朝滅亡上千年后，到金朝人高憲尋訪長城古跡的時候，仍禁不住切齒痛罵秦廷的那些以指鹿為馬而臭名遺世的不稱職的“奴才”：

……豈知亡秦非外兵，宮中指鹿皆庸奴。驪原宿草猶未變，咸陽三月為丘墟。黃沙白草彌秋塞，唯有坡陁故基在。短衣匹馬獨歸時，千古興亡成一慨。(《長城》)

歷史上的金朝，也是一個崇尚強制而管理混亂的政權。詩人為什么要“短衣匹馬”獨自來滿懷蒼涼地登高吊古？人們或許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