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臣犯錯，是該聽從法律的判決，還是道德的譴責？而在漢朝漢武帝時期很多朝臣都爭相自殺這是怎么回事呢？

公元前173年，梁懷王太傅賈誼向文帝上書《治安策》，其中一條提到，大臣是天子身邊的人，就算有罪，也不應和平民一樣遭受戮辱。那大臣犯了罪怎么辦？賈誼建議，如果是小罪，大臣們應主動身穿喪服，帶著佩劍去接受處置；如果是大罪，聽到了判決就應自殺。這就是所謂的“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文帝聽從了賈誼的建議。

后來，文帝的舅舅薄昭犯了死罪，文帝就派公卿們去和他喝酒，勸他自殺，薄昭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著喪服，到他家中哭吊，薄昭這才自殺。這種風氣流傳下去，漸漸成了一種不成文的規矩，其權威性絕不亞于法律條文。

到漢武帝時期，無論大罪小罪，越來越多的大臣都義無反顧地選擇自殺了事。就連其他級別稍低的官員也是“自殺成癖”。漢武帝巡游各地，先后有兩位郡守因倉促中招待不周，不等武帝降罪，便雙雙自殺。蘇武的哥哥、弟弟都是武帝侍從，一次他的哥哥扶輦行走，失手撞斷了車轅，被官員彈劾為大不敬，他便立即拔劍自殺；弟弟則因奉皇帝之命追捕逃犯沒有捕到，而服毒身亡。至于那些犯了必死之罪而自殺，或被皇帝下詔賜死的人，就更不計其數了。

西漢末年，漢哀帝的丞相王嘉屢次犯顏直諫，漸漸成了哀帝的“眼中釘”。后來哀帝終于找到王嘉的一個狠茬，召他到廷尉受審。

使者趕到丞相府的時候，見到了一幅熟悉的畫面：丞相府的屬員們流著淚，在那里忙著調和毒藥呢！藥調好了，可是王嘉不肯喝，屬員們面面相覷，主簿勸道：“將相不面對法官訴冤，這是世代沿襲的慣例，您應當自裁！”使者如同“催命鬼”一般，板著臉在府門口等著。主簿再次奉上毒藥，王嘉將藥杯擲于地上，怒道：“丞相有幸位列三公，如果有負國家，理應在街頭被殺頭示眾，為何要服毒自殺？”說完，王嘉穿戴整齊，在眾人異樣的目光中走出府門，跟著使者來見廷尉，旋即被捆綁起來投入監獄。

當哀帝得知王嘉居然活著去見廷尉時，他先是詫異，繼而大怒。哀帝之前曾詔命另一丞相到廷尉衙門，那一次使者剛到，對方就乖乖自殺了，沒想到這次王嘉敢壞了規矩。但這個規矩畢竟是不成文的，哀帝也拿王嘉沒辦法，于是他一咬牙，派出了空前的法官陣容，非要給王嘉定罪不可。王嘉始終不肯認罪，法官們由于證據不足，也沒敢判決。王嘉被關了二十多天，直至絕食，吐血而死。

雖然嚴格說來，王嘉也是自殺的，但相比其他爽快自殺的公卿，王嘉敢于直面法官的態度，更像是一位真正的勇士。這位破例者也使得賈誼所倡導的“廉恥節禮以治君子”，不像傳說中那般“完美”了。

其實，作為一位優秀的政論家，賈誼提出這個倡議，自有他的道理。

賈誼上書的前兩年，周勃入獄。周勃打江山、誅諸呂，功勛卓著，卻因幾句讒言被捕入獄，并受到獄吏的侵辱，不得不行賄千金以求自保。他出獄后長嘆：“我曾統帥百萬大軍，哪里知道獄吏的尊貴呢！”此外，當時文帝尚未廢除肉刑，大臣犯罪除了被關監獄外，也常被處以刺額、割鼻、剁腳等種種酷刑，所以賈誼才秉承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宗旨來諷勸文帝，以糾正刑罰嚴酷、獄吏猖獗的弊政，可謂用心良苦。

但是，好的出發點未必能收獲好的結果。在死刑的執行上，賈誼顯然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大臣們犯了罪，到底該背著劍去認罪，還是當場自殺，這個度其實很難把握；甚至根本沒有犯罪的人也會為道德感所“綁架”，選擇自殺。幸虧蕭何生得較早，否則連他都難逃一死——這位大漢名相也被劉邦關過廷尉獄呢！

顯然，賈誼對當時刑獄的弊端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執法者缺乏約束，就連最底層的獄吏也敢侵辱貴臣。但是，賈誼并沒有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完善法律和監獄管理上，而是想靠道德約束來代替法律判決，讓有犯罪嫌疑的大臣不去直接面對執法者，而是自己給自己定罪，一死了之。如此一來，大臣的面子、君主的面子是保住了，可法律的價值何在？公平和正義何在？

古今中外，無論何種法律，都講究先定罪、后量刑，如果定罪這一環節都省了，一到要面對執法官的時候，犯罪嫌疑人就直接抹脖子、喝毒藥，那豈不是太荒謬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