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庸先生的武俠系列中，涉及南宋歷史的只有射雕與神雕，遺憾的是，歷史的大背景，老先生是把握了，但民風民俗描寫則稍顯疏漏，比如財富觀、生育觀等等。要知道，江湖人物雖屬社會邊緣群體，然則未必就能剝奪他們的社民身份，他們也未必就能將自己完全放逐于社會主流風俗之外，而不著任何痕跡。

南宋人的生育觀比較特別，由于戰爭的原因，大量北民南遷，主要城市人口空前膨脹，以至于形成了市民、鄉民自發進行計劃生育的奇怪現象，并日久成俗，其代表生育風俗之一，就是“二男一女”的理想子女數。這在元人修的《宋史》、當時宋人筆記和《馬可波羅游記》中多有提及。比如“生子不舉”條目中，就有“(育)二子一女尋常，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的明確記載。“生子不舉”又叫做“洗兒”，就是父母遺棄或虐殺嬰兒來控制子女數量。到第四個孩子時，無論男孩女孩都是一樣要被“洗”的，沒有性別歧視。

此風俗的形成，可能有三個原因。一是對于社會中下層家庭來說，多生下一個本來不想要的孩子，就意味著又多了一張吃飯的嘴，還有沉重的身丁錢負擔，有不得已心理。而社會上層受此民俗波及的也不在少數，因為諸子平均分產行為讓南遷后本來就不多的遺產將被分得更細。朝廷為控制人口數量，也鼓勵官紳“不宜多子”，當然，這種“鼓勵”并未明確規定子女數量如何搭配，有其合理的一面。畢竟“二子一女”模式，在未來將導致男女比例的嚴重失調，造成深刻的社會問題。

二是住房緊張。南宋主要大城市如杭州等規模并無實際上的擴展，但北方諸省的移民潮在最初的一二十年卻一波接著一波，朝廷為了安置北民，想盡了一切可行的辦法，最后連寺院都被允許成為他們的安身之處。后來倒是大規模興建住宅了，但人多地少，《夢梁錄》中寫道：“臨安城郭廣闊，戶口繁伙，民居屋宇高森，接棟連檐，寸尺無空，巷陌壅塞，街道狹小。”往高處增建，房屋仍然缺乏，很多人不得不依靠租房來安身。“兼官私房屋及基地，多是賃居，還僦金或出地錢，但屋地錢俱分大中小三等錢。”租金的具體金額我們無從得知，但從記載中頻繁出現朝廷頒布延期繳納房租的詔令可以得知，房租對于普通的城內居民來說也是不小的負擔。多生一個孩子，未來就得多建或多租一幢房子，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擔憂。

三是對朝廷禁令的逆反和對棄嬰生命的不擔憂。有讀者可能理解前者而不能理解后者，這不奇怪，因為逆反心理大家都會有，而不擔憂棄嬰生命，則屬于歷史認知度的深淺了，不了解那段歷史，自然就不能理解。由于“生子不舉”之風的盛行，讓朝廷不得不采取相關的措施來阻止，但是“以立禁賞，頑愚村鄉習以為常，鄰保親族皆與之隱。”這就是逆反。而百姓溺嬰現象并非全部是虐殺，大多則傾向于將新生兒遺棄在大街上。朝廷對于棄嬰，采取的是慈善救濟措施。“禁貧民不舉子，其不能育者給錢養之。”馬可波羅在自己的行紀中也有相關的記載：“(南宋)其國諸州小民之不能養其嬰兒者，產后即棄，國王盡收養之。”負責收養嬰兒的機構被稱之為“慈幼局”或者是“慈幼莊”，這可謂是宋朝的獨創，所以，老百姓并不擔憂棄嬰無人贍養。像楊過那么小的孩子，在穆念慈死后，不可能還獨自生活在嘉興郊外，早該被政府“收養”了。

在金庸先生的筆下，我們讀不到有關這種生育風俗的如何蛛絲馬跡，除了郭靖黃蓉夫婦生育二女一男，稍微符合這個理想子女數之外，其余俠客及涉及人物，或無子女，或有子無女，或有女無子，鮮有“達標”的。倒是在笑傲里不經意間“達標”了一次，林平之的外祖父王元霸，生了二子一女，兒子是王伯奮、王仲強，女兒是王夫人，就是林平之的母親，可那是明朝中期了，莫非金庸先生也玩月光寶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