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最丑惡的一幕發生了：司馬遷被漢武帝下令施以宮刑。其實，歷代皇帝在收拾文人的時候大都不會手軟，什么殘忍毒辣的法子都使用過。但把一個整天埋頭于簡牘中，忙于閱讀、整理歷史文獻的文人的生殖器連根端掉者，漢武帝劉徹卻是獨一個。這種世所罕見的無恥行徑，實在讓人覺得惡毒、陰損和卑鄙下流。那么，漢武帝為何會突發奇想、挖空心思地這樣對待司馬遷呢？難道僅僅只是因為司馬遷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還是另有他因？

不能否認，漢武帝下這個命令的時候，心情確實很糟糕。李廣利的兵敗，李陵的投敵，使得大漢顏面掃地。最重要的是，由于歷年窮兵黷武，造成民不聊生、國庫空虛，大漢表面上看起來風光依舊、轟轟烈烈，但“內囊卻也盡上來了”。而齊、楚、燕、趙和南陽等地相繼爆發的來勢兇猛的農民起義，更讓漢武帝心情郁悶、心理扭曲。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況下，臉上無光的漢武帝最需要的是同情、支持和順從，不需要別人指責他的武略方針，更不愿意別人懷疑他的雄才大略。這個時候，不懂軍事的文人司馬遷跳出來口無遮攔地針砭時弊，只能說是找抽了。

而真正促使漢武帝把司馬遷推上“斷根手術臺”的，還是那句“文人相輕”的千古至理名言。漢武帝雖是馬上皇帝，但他吟得了詩、作得了賦，在很大程度上，他是以文人自居的，自詡文采不凡。試想，一個杰出的文人是不屑于同一個水平比自己低的文人較勁兒的，但問題就出在了“略輸文采”上。各個階層的文人之間大都會較真兒，會叫板，會妒忌，會詆毀，上流社會更是如此。對于司馬遷這樣一位足以淹沒皇帝“文采”的西漢文壇領袖，手握生殺予奪大權的漢武帝如果發起狠來，那絕對是不擇手段的。

司馬遷被“宮”了以后，漢武帝還是覺得不夠解恨，便把身體殘缺的司馬遷安排到太史令的位置上，可謂用心險惡。因為太史令一職自創立以來，皆由太監擔任，漢武帝對司馬遷這種刻意的職務安排，既有知人善任的自我標榜，同時也有不言而喻的羞辱意圖。司馬遷坐在太史令的辦公室里，就等于向世人宣布：我司馬遷是太監。我相信，這份天大的羞辱，這種無形的折磨，只有身臨其境的司馬遷才能感受得到。

一部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學巨著，足以讓司馬遷名垂青史，流芳千古。《史記》的文風雖然被公認為求真務實、嚴謹不茍，但司馬遷在對漢武帝劉徹以及他老爸漢景帝劉啟的記述中，還是扎扎實實地摻雜進了自己的恩怨情仇，這是不能否認的。在作《漢景帝本紀》時，司馬遷所用的筆墨極少，寥寥數語便輕而易舉地打發了這位在歷史上名號響當當的著名皇帝。而作《漢武帝本紀》時，司馬遷卻濃墨重彩地記錄了漢武帝“信奉鬼神”、“求仙問丹”、“封禪祭禮”、“蠱惑之亂”等不光彩的事情，且篇幅巨大，倒是像“遠征匈奴”、“廣開三邊”等漢武帝的一生偉業，反而成了陪襯。

“士可殺而不可辱”，文人的身體可以被閹割，但文人的思想、骨氣以及手中的筆卻不那么容易被閹割。在飽受屈辱的司馬遷的筆下，雄才大略的漢武帝一落千丈地成了一個不務正業、不折不扣的腐朽昏君，英明神武的漢景帝也成了一代無能之輩，他們的形象被人們從古讀到今，并且還要一直讀下去。這樣看來，與其說是漢武帝閹割了司馬遷，倒不如說是司馬遷閹割了漢武帝，閹割了他的豐功偉績，還有他那原來風光的老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