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9年，北涼高僧玄高和尚被拓跋燾請到了平成，并且被重用為太子拓跋晃的老師。

拓跋晃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長子，四歲時被立為皇太子，尊祖制其母被賜死。因拓跋燾與竇氏深厚的感情，此后的拓跋晃也就交給了竇氏照顧，這時的竇氏已被晉升為太后，在北魏后宮之中堪稱權利第一人。

65歲的竇太后本就誠信佛教，玄高高僧入住平城后，竇太后領著孫兒拓跋晃趕來虔誠聽講是必然的。

可想而知，以玄高的能力在這里說法也同樣魅力四射，也就是在這之后，拓跋晃竟然拜玄高為師研習佛法，可以說拓跋晃實際上就是在佛教熏陶下成長起來的，可以想像，佛在他的心中會是怎樣的地位。

可是，早在一年前，拓跋燾攻打北涼的時候，曾出現過兵源不繼的問題。

人類學家周一兵曾談到這個問題：“拓跋燾的時期，征戰還未平息，他需要大量的人，大量的軍人。他最后到了什么程度呢？到了干脆就沒有人來服兵役了，徭役也沒人出了，稅收也不夠了，那么這個事情就影響了整個的國家安全。”

于是拓跋燾緊急發布詔令： 命五十歲以下的和尚一律還俗。

然而一年之后，北涼已滅，天下初定，也許是因為拓跋燾迎接玄高的行動鼓勵了民間，此后民間侍佛者不減反增，加之后宮對佛教的禮遇更加虔誠，這一切都令拓跋燾無可奈何。

廟宇的增加，教徒的趨之若鶩，必有魚龍混雜之徒。據記載：佛教進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讖緯學說，抽簽卜卦大搞神秘化。顯然佛教徒的這些行為直接傷害了已被奉為國師的新天師道領袖寇謙之的利益。

另外，精通儒學的崔浩一直以來被拓跋燾安排作為太子的老師，但在玄高被迎來平城之后，太子拓跋晃對佛教越來越虔誠，從而與儒家經典越行越遠，這也意味著佛教與崔浩的關系發生了質的改變。

拓跋燾、崔浩、寇謙之這三個身份本不相同的人，在這一時刻卻利益趨同，從而達成了共識，在默契中三個人作出了一個決定。

公元440年，拓跋燾把道教定為北魏國教，改國號為“太平真君”，《釋老志》中記載：太平真君三年也就是公元442春季正月初七，拓跋燾備法駕，一色青色旗幟，前往道壇正式接受道教符錄。緊接著在太平真君四年，也就是公元443年，拓跋燾也許是為了使自己名正言順，特派使者李敞向北前往大鮮卑山中尋找拓跋鮮卑的祖居地。

這年，拓跋燾正江南劉宋王朝開戰，加之大鮮卑山路途遙遠，北魏南方邊境戰火未息，所以拓跋燾本人沒有趕回祖先棲息地。

五胡十六國時期，五胡在長江以北混戰廝殺，而長江以南則是東晉一家獨大。公元420年，劉裕篡位取代東晉政權而改國號為宋，史稱劉宋政權。

此后北魏拓跋嗣曾數次征討劉宋，但各有勝負并不順利。直至拓跋燾時代來臨，北方大定。劉宋王朝這才頓感壓力倍增，于是也開始積極籌劃著隨時可能來臨的與拓跋燾的決戰。

使者從大鮮卑山嘎仙洞回來的第二年，也就是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拓跋燾命太子拓跋晃行監國執政，崔浩等人輔佐。

這一安排顯然與拓跋嗣時代如出一轍，拓跋燾要騰出手來專心一意向南用兵了。

但是，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民間征兵卻出了大問題。《佛祖統記》記載：此時期北魏寺廟已達三萬座，出家僧人達二百萬之多。根據《魏書·地形志》記載：北魏全國人口大概在一千一百萬到二千萬之間。若去除半數女子，再除去老幼病殘，卻有二百萬不交任何賦稅，不服兵役的精壯在坐享供奉，這種情形對一個站在戰爭邊緣的國家來說，是何等的危險。

拓跋燾覺察到這種情形大怒，下詔布告天下：“佛門之徒，假借西方虛妄的東西，漫生妖孽。從王公以下以至一般百姓，從今以后，如有私自豢養和尚、巫師，都要送到官府，不得再行養蓄。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交，巫師、和尚要誅殺，主人滿門抄斬。”

這道嚴厲的命令已能顯示出拓跋燾對佛教的耐心在無情的流失，北魏都城平城到處可見僧人被士兵攔住，并強迫還俗。

可以推想，對那些只是為了逃避賦稅者來說，這不過只是換個活法的小事。但對那些虔誠向佛的人來說，這無異于是一次對精神摧殘的磨難。

然而，當時的和尚們還沒有意識到，這場磨難才僅是開頭，真正的恐怖還沒有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