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國楨夫婦到美國后，暫居于美國北部伊利諾州的埃文斯頓城，這是一座大學城，他想在這里謀一教職。因顧及老父和次子的安全，他謹言慎行，雖多次被邀請演講時（演講有報酬），但總是回避難以公開的隱情，沒有半句對蔣氏父子的不滿之詞。

不料臺北這時發生了“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蒙混舞弊，不盡職守”案，王世杰被撤職，有貪污之說，牽連到吳國楨。1954年1月，臺灣傳出“吳國楨攜資外逃”的風聲，甚至還說，吳在美國享用豪奢，住紐約華都飯店每天要198美元。有的報刊發表《勸吳國楨從速回臺灣》的社論。吳國楨看著這些報道，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寫好啟事稿，寄到臺北各報辟謠。臺北各報不敢登，送呈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其昀；張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蔣介石；蔣介石看了，說不必登了。吳國楨又由他在臺北的父親出面，將稿子再送到臺北各報，請求刊登，各報一律拒登。吳國楨于是在美國的中文報紙上登出了自己的聲明，文中特別強調不要逼人太甚，使“楨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吳氏此舉，意在逼蔣介石同意在臺灣登出吳的“辟謠”啟事。蔣介石無奈，勉強將其登在1954年2月7日的《中央日報》上。啟事是1月15日的日期，可是拖了23天才登出，蔣介石以為可息事寧人，但太遲了。

吳國楨已經火了，他毅然于同年2月7日向臺灣當局發難。在他接受電臺訪問時，發表對臺三點政見，大意是：（1）臺灣如不實行民主政治，將無法爭取美國與僑胞的支持；（2）目前的臺灣政府過于專權，是“一黨統治”；（3）政治部一套做法全然照搬蘇聯。16日又繼之以再。不過這種批評，只是講一些空洞抽象的東西，如“不民主”、“過于專權”，以及“若干人士竟認為與共產主義作戰，必須采用共產主義的方法”等等，說來說去，尚不落實證。

不料國民黨中一些人為了不讓吳國楨這樣神氣的辟謠，決定予以制裁，方式是由吳國楨在南開的老同學“立法院院長”張道藩出面，在“立法院”開刀。2月26日，張道藩首先上陣向吳氏開炮，他列舉了吳國楨自上海市長至臺灣省主席期間的十大罪狀：（1）上海市長任內“臨陣逃脫”、“放棄職守”；（2）將上海市政府汽車數輛運至臺灣后，以個人名義出售，“得款自肥”；（3）吳氏由滬遷臺時，運來大小行李970余件，由臺遷美時，攜走行李10箱，有裝黃金美鈔傳說；（4）上海市長任內派其岳丈黃金疇為上海銀行總經理；（5）臺灣省主席任內“私自濫發鈔票”；（6）暗中操縱外匯及貿易；（7）將5萬噸存糧拋售一空，造成經濟恐慌；（8）拋售黃金，借此圖利；（9）在林產方面，上下其手，獲利甚多；（10）包庇貪污、營私舞弊、勾結奸商、牟取暴利。3月12日，張道藩又在“立法院”第13期第8次會議上提出質詢，要求“行政院長”陳誠予以查處。

張道藩列舉的吳氏罪狀，27日即見報。吳國楨這次并不等待，當天就加以反擊，27日有芝加哥合眾社電及28日有紐約中央社電。此時，臺灣準備召開“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議題是改選正副“總統”。胡適回臺參加會議。吳國楨于2月27日專門上書給國民大會，并分別致信蔣介石與胡適，就這封信作相關說明。在上大會書中，吳國楨痛陳臺灣政府專制之弊，認為臺灣問題有：一黨專政；軍隊之內有黨組織及政治部；特務橫行；人權無保障；言論之不自由；思想控制。他提出應該立即采取6項措施：徹底查明國民黨經費來源（即反對把國庫當黨庫）；撤銷軍中黨組織及政治部；明白規定特務機關之權力（即限制之）；公開接受無辜被捕者親友之控訴以保障人權；徹底查明過去言論何以不能自由；撤銷青年團，并不得再有變相之組織。

顯然，這上書的內容無不是針對蔣氏父子而來的。他要求大會討論該文同時在臺灣各報發表。但他對此議能否在“國民大會”上討論沒有把握，因此希望胡適能在“便中一催”。“國民大會”主席團收到吳國楨的信后經過討論決議“不予受理”，但還是將吳的信一并印發給每一“代表”。至于是否應將吳國楨的信在報上公開發表，因“其內容嚴重損及政府形象”，主席團成員分為兩派，有的贊成，有的反對。這時胡適發揮了他的作用，大會最終接受了他的建議，于3月11日在臺灣各地報紙全文發表。

吳國楨的信公開發表后，在臺灣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國民黨的聲討自不待言，就連臺灣大學與臺灣師范大學的“全體教授”也披掛上陣，聯名發表文章，對吳國楨的“叛國”行徑群起而攻之。先是3月17日臺灣大學毛子水、沈剛伯等75名教授，接著是師范大學（當時叫“臺灣省立師范學院”）的黃君璧、郭廷以等59名教授。在這兩封聯名文件里，大學教授們認為，臺灣言論自由，“都可暢所欲言”、有“集會結社自由”，吳國楨在臺灣不講話，在美國才講話，品格有問題。他們還為政工制度、救國團制度等進行了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