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點江山談“儒釋道”第二十四期）

關于我國歷史上玄學的興起，有觀點這樣認為：玄學其實真正興起于司馬氏篡魏之后。其認為，曹操的篡權還能依靠自身的品德與才能獲得儒學上的合法性，而司馬氏的奪位則完全找不到可以作為合法性依據的理由。他出身經學世家，靠儒學成名，根本沒有背叛儒學的理由。所以，司馬氏當權之后，自然不會搬起儒學砸自己的腳， 而是轉而對那些整日空談的高人逸士大加推崇，直接推動偏離時事的玄學的發展，以此轉移社會輿論的視線，那么自身政權的合法性也就不會受到那么多的質疑了。

這種觀點雖然看起來毫無疏漏，但其實是經不起推敲的。

首先， 如果以儒學的觀點來看，曹魏集團根本不足以具備合法性。儒家崇尚“有德者居天下”，而曹操并非是任人唯賢的有德行的君主。無論是曹操的短歌行還是求賢令，其中的求才若渴之情簡直力透紙背。不過，曹操對人才的要求也只是有才而已，他在令書中提出：不管這人品德咋樣，只要有才能，統統給我推舉上來。這種觀點顯然與儒家的“才性同”也就是人的品德和才能是一體的相對立，違背了儒家的根本命題之一，他怎能獲得儒家的承認呢？

所以至少在儒士們眼中，曹操漢賊的帽子是脫不掉的了。他的兒子能夠成功取代漢室完全就是利益所趨，與儒學扯不上半毛錢關系。曹魏集團其實就是以曹氏為首的利益共同體，曹丕登位后，為了利益均沾，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少手段來鞏固利益共同體中貴族階級的權勢，門閥政治時代因此開啟。

其次，司馬氏真的是出身經學世家嗎？司馬懿本人是世家公子出身確實不錯，漢魏時期的大家大都以經學傳世也不錯，但司馬家并非以經學立門。著名仇姓學者曾就司馬家的發家史做過詳細考證，他發現，司馬家原本是地方豪強，一直到“司馬八達”揚名時期，司馬家都還未轉化成世家。懿的高祖是武將出身，祖父稍微有點儒者氣質，到了祖父時候開始研讀儒學經典，這樣半路學儒的家族不算正宗，比正經的儒學世家差遠了，根本擔不起經學世家之名。再者說，司馬家都沒出過一個著名的經學家，最著名的司馬懿也是靠軍功累進，怎可擔經學世家之名呢？

所以，文章開頭提出的論斷并不是很科學。玄學最開始出現在曹爽把持朝政其間，就是由曹爽集團的幾個人搞出來的，這幾個人手握軍權，橫行霸道，逼得司馬懿只能躲在家里裝病。后來曹氏倒臺之后，大抵是沒人壓制可以盡情放肆了，司馬家的子孫們也開始個個喜歡談玄。人們通常將司馬氏執政期間民間盛行的談玄之風當做是對當時政治陰云的反抗，其實不然。司馬家僅是針對親曹的頑固派實行過白色恐怖，例如嵇康。所謂的竹林七賢就由嵇康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組織，他們不足以完全代表整個時代的玄學思潮。

魏晉時期，玄學氣勢之強，甚至隱隱蓋過了儒學，大致是因為如下三點原因：

其一，儒學自被提拔為治世之學以來，研究的人越來越多。這些人將儒家典籍翻來覆去地讀，每一個字都要連篇累牘地寫上許多注解，未免太過，導致儒學的思辨性嚴重下降，沒什么太大的意思。

其二，亂世剛過，儒學不足以消除當下的信仰危機。亂世其實是一個推翻和重建的過程，在這大洗牌期間誕生的擁有清明頭腦的知識分子們勢必會對傳統的思維產生質疑，從本質上對社會人生甚至是宇宙做出反思。就像是阮籍一樣，他不信經典，又找不到思想上的一條合適的出路，除了痛苦毫無辦法。

其三，儒學也已經不適應統治階級的外在需求了。魏晉之所以風骨獨特，很大一部分賴于統治者的開明。當時的統治者們并非中央集權制的產物，而是由貴族門閥組成，以此社會風氣沒有那么拘謹、死板。

貴族也不需要君權神授這種東西來支持其統治，所以儒學并沒有作為正統一樣天天被掛在嘴邊，這便為文化界百花齊放騰出了不少空間。玄學主要是討論一些形而上的哲學命題，內容比較多元化，供人發揮的空間很大，趣味性也更多一些。玄學的輕松精致比之儒學的沉重繁瑣，顯然更受當時人的喜歡和統治者的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