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淵之盟以后，宋遼之間實現了穩固、持久的和平，一直維持到遼興宗親政。興宗親政以后，一方面是自己地位的不穩固，主要由于遼朝內部發生激烈的權力紛爭，直至迎回法天太后，興宗的地位仍不時受到威嚇;另一方面是外部環境的變化，宋朝方面，宋仁宗慶歷年間(1041年─1048年)，內部財用匱乏，盜賊蜂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稱帝，宋與西夏爆發長達數年的戰爭，屢戰屢敗，遼又迫宋增加對遼歲輸的金帛，造成了北宋中期的危機。

興宗決定圖謀關南十縣地，后聽從張儉的建議，于遼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遼一面在邊界重兵壓境，一面派遺南院宣徽使蕭英和翰林學士劉六符與北宋交涉，他們帶去了遼興宗致宋仁宗的一封信，就以下四個問題對宋朝進行指責。

一，周世宗不該奪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二，宋太宗進攻燕薊，師出無名;三，李元昊與遼有甥舅之親，且早已向遼稱臣，宋興師伐夏，不應不事先告知;四，宋朝不應在邊界上增筑工事，添置邊軍。

在提出各項指責后，還提出府將原遼的藩屬北漢的領土及關南十縣地歸還，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

遼本想對宋發動一場突如其來的外交攻勢，但在遼使到來前一個月，北宋卻己購得遼興宗致書提出各項要求的底本，同時對遼聚兵幽薊、準備入侵也早有洞察，使宋有較充商的時間商量對策，但宋仍然處于被動。遼使劉六符在開封期間對宋朝官員口出狂言，聲稱宋經營塘濼毫無用途，“一葦可航，投棰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遂可逾矣”。王洪辰向宋仁宗指出：“這都是劉六符故意夸大其詞，進行恫嚇。兵不厭詐，他們如果真有這類計謀，豈肯向敵方透露！塘濼決非無用，設險守國應按照計劃進行，不應受遼方干擾。”宋仁宗聽了王洪辰的話，即命他起草復信，對遼方提出的指責一一予以駁斥：

一，指出景德元年(1004年)雙方訂立好，己確認前此諸細故“咸不置懷”。二，宋太宗進攻燕薊是因遼援北漢、阻撓宋朝統一所致，曲不在宋。三，瓦橋關南十縣地，已是異代之事，故不應重提。四，西夏問題，宋方認為元昊先人早已“賜姓稱藩，稟朔受祿”，現在僭號擾邊，理應討除，且事先己聞達于遼。五，關于遼朝指責宋“備塞隘路，閱集兵夫”，認為這是“邊臣謹職之常”。六，最后提出，雙方應令“緣邊各守疆界，折書之外一無所求”。

六月，富弼與副使張茂實至遼朝，由于更換了國書，因此他們的使命不是回絕遼朝的各項指責，而變成對遼表示妥協和退讓。他們提出宋、遼聯姻，也可增加歲幣，二者聽憑遼朝選擇其一。遼方堅持割地，富弼不與。富弼勸遼興宗與宋保持和好，說“宋遼通好則歲幣盡歸人主，如對中原用兵，虜獲的金幣則盡歸臣下，而損失則盡歸人主，何況用兵并不能保證必勝。”他的話打動了遼興宗，于是他又提出“議婚即不增歲幣，不如增幣對遼更有利。遼如能令夏國對宋臣服，則歲幣增金帛二十萬，不然則只增十萬。”

八月，富弼等人再次使遼，興宗要求宋朝對遼輸送歲幣應稱“獻”，富弼認為此乃下奉上之詞，不可用于兩個對等的朝廷之間，且宋為兄，遼為弟，豈有兄獻于弟之理。遼退而求“納”，富弼亦堅決不從。興宗見他不肯讓步，遺耶律仁先及劉六符使宋。富弼上奏不可答應遼方。但宋仁宗講和心切，聽從晏殊的主張，許稱“納”。

由于宋仁宗缺乏堅定、明確的立場，他選定右正言知誥富弼為回謝遼方信使，除了復信外，又帶去了妥協退讓的口信。后富弼赴遼途中他懷疑國書與口信不一致，發書視察內容，果然不同。又馳還見仁宗，仁宗同意惠換國書。

遼在此次，經濟與政治方面皆有巨大的收獲。之后遼興宗為了實現與宋朝《重熙增幣》之約，于明年正月派遣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敵烈、樞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諭令西夏與宋講和。李元昊不滿遼方借宋夏戰爭謀利，開始侵擾遼朝邊境，招誘部落，向宋稱臣求和以避免兩面受敵。而遼朝于1044年、1045年、1049年三次對夏作戰，皆敗。增幣之后，宋遼關系趨向緩和，而遼夏卻不時出現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