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子弟"是什么？很多上了年紀的人都知道，但是年輕人知道的可能不多了。清兵入關以前，17世紀初，努爾哈赤(清太祖)把滿洲軍隊分成了四旗，每一旗，起初是七千五百人。后來因為人數(shù)一天天增加(以滿人為主，也包括少量蒙、漢、朝鮮、俄羅斯等族人)，又由四旗擴充為八旗。八旗旗色的分別，是除了原來的正黃、正紅、正白、正藍之外，再加上鑲黃、鑲紅、鑲白、鑲藍。這些旗的編制，是合軍政、民政于一體的。滿洲的貴、賤，軍、民，都編了進去，受旗制的約束。后來，隨著軍事的發(fā)展，又增編了“蒙古旗”和“漢軍旗”。三類軍旗各有八旗，實際上共為二十四旗。原來的本部，由于區(qū)別上的需要就專稱“滿洲旗”了。

清兵入關的時候，這些“旗下人”或者說“八旗人”的男丁，大抵是能騎善射，勇于征戰(zhàn)的。入關以后，他們大抵受到了世代的優(yōu)待。和皇室血緣親近，地位崇隆的，當了王公大臣，什么親王、貝勒、貝子、鎮(zhèn)國公、輔國公之類;地位小的，當什么參領、佐領;最小最小的，也當一名旗兵。由于他們參與“開國”有功，地位特殊，世世代代食祿或者受到照顧。特別是滿洲旗的“旗下人”，更加享有特殊的身份，他們大抵是滿洲人，但也有早年祖先就跟隨清宗室到處征戰(zhàn)的漢人，即歸附已久的“舊人”置身其間。清代的制度，規(guī)定他們不準隨便離開本旗，在京的也不準隨便離京。憑祖宗的福蔭，他們好些人世代有個官銜，領月錢過活。一般的旗人要做事就得去當兵，領一份錢糧。但是家族繁衍，人越來越多。有的人名義上還是參領佐領，但實際上已經并不帶兵，有的人名義還是驍騎校，但是已經不會騎馬。更甚的，由于子孫大量繁殖的結果，每家每戶的“月錢”不可能累進，“粥少僧多”，就分薄了收入。旗兵的名額有限，也不可能隨便入營。加上上層人物的貪污腐化，大吃空額，能夠入營的旗兵相對來說就更加有限了。這樣，世代遞嬗，不少“旗下人”就窮困下來。他們之中某些有識之士，也覺得長年累月游手好閑，不事生產，坐吃山空不是辦法，也有去學習手藝的。但是這樣的人，反而受旗籍人的冷眼，認為他們沒有出息。所以就其壓倒的多數(shù)而論，“旗下人”大抵是游手好閑的。

先代的“光榮”，祖輩的“福蔭”，特殊的身份，閑逸的生活(靠領月錢過日子)，使得許多“旗下人”都非常會享樂，十分怕勞動。男的打茶圍，蓄畫眉，玩票〔玩票〕指非職業(yè)演員從事戲曲表演。，賭博，斗蟋蟀，放風箏，玩樂器，坐茶館，一天到晚盡有大量吃喝玩樂的事情可以忙的。女的也各有各的閑混過日的法門。到了家道日漸中落，越來越入不敷出的時候，恃著特殊的身份和機靈的口舌，就干上巧取豪奪，誆誆騙騙的事兒了。他們大抵愛賒買東西，明明口袋里有錢，偏要賒，已經寅吃卯糧了，還是要賒。當時好些人對他們采取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廣州曾經是“旗下人”聚居的城市之一，至今市區(qū)還留下“八旗二馬路”這么一個名稱。這里流傳著一個故事：早年有個“旗下人”到茶館喝茶，當堂倌取來沖茶用的蓋盅，還沒有沖水的時候，他就把一只小鳥放在盅里，加上蓋子。當堂倌揭開蓋子的時候，小鳥呼的一聲飛走了。于是這旗人就撕開顏面，纏著堂倌索取賠償，狠狠敲了一筆之后，才揚長而去。直到今天，廣州的茶館里，服務員為茶客泡好茶，如果茶客飲后自己不揭開蓋子的話，服務員是不會主動來沖水的。傳說這種習慣就和這個故事有關。姑不論這是真是假，直到現(xiàn)在仍有這樣的故事流傳，可見當年“八旗子弟”給人的印象了。

周恩來同志曾經提到的“八旗子弟”，應該說是一個特定名稱，它指的不是清兵入關前后，策馬彎弓，英勇善戰(zhàn)的旗籍青年;也不是辛亥革命之后，逐漸變成了勞動人民的曾經有過旗籍的青年;也不是指具有旗籍的一切人。“旗人”之中，也有出類拔萃、不同凡響的人物。清代的大作家曹雪芹，就是正白旗人。現(xiàn)代作家老舍，就是正紅旗人。他們“旗下人”的身份絲毫不影響他們在文學上的卓越成就。它指的是清末那些憑借祖宗福蔭，領著“月錢”，游手好閑，好逸惡勞，沾染惡習，腐化沉淪的人物。

老舍先生因為是滿族的旗人(不像曹雪芹那樣是原屬漢族而祖先進了滿洲旗的旗人)，因此，他對于滿族旗人，對于那些“八旗子弟”的生活方式和所作所為是知之有素的。在他的《正紅旗下》那篇自傳體的文章中，曾對早年旗人生活作了繪聲繪色、入木三分的揭露。這里我想引他的兩段話，以窺見不少旗人淪落的原因以及他們當時的生活方式：

……按照我們的佐領制度，旗人是沒有什么自由的，不準隨便離開本旗，隨便出京;盡管可以去學手藝，可是難免受人家的輕視。他應該去當兵，騎馬射箭，保衛(wèi)大清皇朝。可是旗族人口越來越多，而騎兵的數(shù)目是有定額的。于是，老大老二也許補上缺，吃上糧錢，而老三老四就只好賦閑。這樣，一家子若有幾個白丁，生活就不能不越來越困難。這種制度曾經掃南蕩北，打下天下;這種制度可也逐漸使旗人失去自由，失去自信，還有多少人終身失業(yè)。

二百多年積下的歷史塵垢，使一般的旗人既忘了自譴，也忘了自勵。我們創(chuàng)造了一種獨具風格的生活方式：有錢的真講究，沒錢的窮講究。生命就這么浮沉在有講究的一汪死水里。是呀，以大姊的公公來說吧，他為官如何，和會不會沖鋒陷陣，倒似乎都是次要的。他和他的親友仿佛一致認為他應當食王祿，唱快書，和養(yǎng)四只靛頦兒(注：一種小鳥)。同樣地，大姐丈不僅滿意他的“滿天飛元寶”，而且情愿隨時為一只鴿子而犧牲了自己。是，不管他去辦多么要緊的公事或私事，他的眼睛，總看著天空，決不考慮可能撞倒一位老太太或自己的頭上碰個大包。……他們老爺兒倆都聰明、有能力、細心，但都用在從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與刺激。他們在蛐蛐罐子、鴿哨、干炸丸子……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對天下大事一無所知。他們的一生像作著個細巧的、明白而有點糊涂的夢。

這類人物去當什么“參領”“佐領”以至什么名義上更大的官兒，自然沒有辦法不把事情弄糟。當年帝國主義軍艦開到中國沿海耀武揚威，初次見到那些艨艟〔艨艟(méngchōng)〕也寫作蒙沖，古代戰(zhàn)船。這里借指軍艦。時，揚言“此妖術也，當以烏雞白狗血破之”的，不就是官階雖然比他們高得多，但無知和胡混的程度，和此輩也在伯仲之間的八旗王爺將軍一類的人物嗎！

清朝的覆亡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八旗兵”的顢頇〔顢頇(mānhān)〕糊涂且馬虎。腐敗，也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后來的“八旗兵”已經變得腐朽透頂，在戰(zhàn)場上常常一觸即潰，和清軍初入關時那種秣馬厲兵、能征慣戰(zhàn)的景象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這就迫使清廷不得不擱起這支老隊伍，另行去編練新軍。而編練新軍，又沒法阻止具有進步思想的青年前來參加，起義新軍終于構成了聲勢浩大的革命軍的洪流之一。

重溫這段歷史，我們可以見到，一個人不是憑真才實學，憑艱苦奮斗，而是憑血統(tǒng)關系，躺在祖先的福蔭之下，享受特權，閑逸度生，是終究非衰頹腐敗下去不可的。這樣的事情，該是順治、康熙所始料不及的吧！早期的八旗將領，可以說過的是相當艱苦的生活。今天如果到沈陽的故宮參觀，可以看到金鑾殿下的廣場上，兩旁分列著八座小殿宇似的建筑，那是八旗主帥進見努爾哈赤，入朝議事時的駐宿之處。那些房屋并不大，大概只相當于現(xiàn)代旅館每天十塊錢的房間的大小，那就是早期“主帥”們的生活標準了，較之后期的王侯公卿的生活水平來，也是相去很遠的。

憑血統(tǒng)關系，憑祖宗福蔭過驕奢閑逸的生活，可以使人日漸腐朽，終至于爛得不成樣子。這種事情，實際上并不獨“八旗子弟”為然，可以說歷朝歷代，都有無數(shù)這樣的事例。這真是“前面烏龜爬泥路，后面烏龜照樣爬”，“前車雖覆，后車不鑒”了。在清代之前，明代原本就已經有了類似的活劇。明初朱元璋分封王子為各地的王，這些王的兒子，嫡長的就繼承王位，世襲不已。其他的王子王女，也各有封贈。由于人數(shù)越來越多，一代代傳下去，封號和食祿就依級遞減，例如“鎮(zhèn)國將軍”之下就是什么“輔國將軍”，“輔國將軍”之下就是什么“奉國將軍”，“奉國將軍”之下就是什么“奉恩將軍”之類。有人統(tǒng)計過，明代開國時的幾十個帝王子弟，到了明末，繁衍出來的人數(shù)已經數(shù)以萬計，這些人躺在祖先榮譽、血統(tǒng)關系的賬本上，過著寄生蟲式的生活，大抵都成了營營擾擾的庸碌之輩。明朝的覆亡，和這么一大群人都直接間接向農民進行各種各樣的需索，使人民負擔越來越重，不勝其苦，也是很有關系的。辛亥革命以后，明清式的世襲王公大臣沒有了。但是許多地主人家，他們的兒女還不是換湯不換藥地過著另一種“世襲”的老爺少爺、奶奶小姐式的生活，在血統(tǒng)關系的賬本上度不勞而獲的日子？而在這樣的生活方式中，誰知道究竟滋生了多少的浪蕩子弟、花花公子、賭徒和鴉片煙鬼？

在這方面，西方的資產階級，卻是不簡單地把大量的財產很快付托給兒女，在給他們以相當?shù)慕逃螅凸膭钏麄儚氖乱欢ǖ墓ぷ鱽慝@取酬報。例如小孩補籬笆、種樹之后才給予一定的獎勵，成人參與某種工作之后才按月領薪，并不給予特殊照顧之類。這是有他們比較深遠的用心的。資產階級至少在這些方面，比較歷史上各個剝削階級，顯得稍有見地一些。

在無產階級當家做主的社會里，照理說，干部子弟不會也不應該變成“八旗子弟”式的人物，然而社會制度、馬克思主義的教育是一回事，各家各戶的具體環(huán)境、具體教育又是一回事。在我們社會里，盡管有大量干部子弟成長得很好，不自命特殊，不躺在父母親的功勞簿上，也不依靠先輩遺傳下來的“染色體”過非分生活，因而，能真正成長為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有些父母教育子女自命高人一等，對兒女千依百順，處處讓他們得到非分享受，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也摘下來給他們玩耍;他們干了壞事，就百般包庇，肆意縱容，走后門，企圖來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致把兒女變成了新型的“高衙內”“魯齋郎〔魯齋郎〕關漢卿雜劇《包待制智斬魯齋郎》中的一個“高衙內”式人物。”(按：這都是歷史故事里著名的白鼻公子)。作為司令公子的“杭州二熊”，后來一個被槍決，一個被判了無期徒刑，就是著名的事例。這樣的事情決不是“絕無僅有”的，而是有那么一小批，因而也就時有所聞了。某市一位副市長的兒子，某縣一個縣委書記的兒子，因殺人傷人而被處以極刑的事情，已經不是什么新聞。等而次之，沒有受到極刑，但已鋃鐺入獄，或者路人側目的，那就數(shù)量更多了。周恩來同志告誡“莫學‘八旗子弟’”，在我們這個封建習氣還嚴重存在的國家，看來是很有歷史意義和現(xiàn)實意義的。

那些特權人物、特權分子是錯估了我們的形勢和現(xiàn)實了，因此不必等待“五世而斬”，立刻受到“現(xiàn)眼報”了。

其實，不僅要教育孩子不可變成“八旗子弟”，對于某些大人來說(按：請注意這個“些”字的準確性)，毋寧說自己就必須警惕自己不要變成“八旗子弟”，因為人是會變的。一個人從革命者變成了老爺和蛀蟲，在歷史上，在現(xiàn)實中，事例是常見的。自命特殊，高人一等，自以為置身于法律之上，吃喝玩樂，逍遙度日，以至于利欲熏心，巧取豪奪，肆意橫行，違法亂紀，因而落得個眾人搖頭、身敗名裂的事，難道就很罕見嗎？不！這也是不時聽到的。

這樣看來，“莫學‘八旗子弟’”的告誡對象，比“干部子女”還要廣一些吧。

寫到這兒，《哀“八旗子弟”》這篇雜文，是可以結束了。最后，我想借用一千多年前，詩人杜牧的兩句長期應驗在某些人身上的話作為結語：“后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后人而復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