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由于蜀漢未置史官，因而沒有留下任何官方的文書檔案。陳壽撰寫《三國志》時，對魏、吳的資料頗感順手，分別撰寫了30卷和20卷；對蜀，則因資料欠缺而只撰寫了15卷。簡潔的文字記載后來雖經裴松之作了大量的注釋，仍常有語焉不詳的感覺。讀《三國志·蜀書·李嚴傳》，這種困惑就特別強烈。

一、李嚴是證據確鑿的“托孤”對象

《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記載說：“（章武）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先主病篤，托孤于諸葛亮，尚書令李嚴為副。”

劉備作出這樣的后事安排，可以說是頗費了一番苦心。

當時，與劉備關系最為親近的關羽、張飛已經去世。劉備之子劉禪才17歲，難以撐持局面。丞相諸葛亮有能力，能夠將蜀漢事業進行下去。可是，如何防止諸葛亮個人擅權，功高蓋主的情況出現呢？劉備想到了李嚴。李嚴在構成蜀漢政權的荊州、東州、益州三個集團中屬于東州集團的佼佼者，“以才干稱”、“復有能名”，跟隨劉備后，屢次以少數兵力平定大規模叛亂，充分表現出出色的政治才干和軍事才能。

二、李嚴后來卻在權力中心以外

雖然李嚴是證據確鑿的“托孤”對象，而且還可以認定是劉備為防止諸葛亮權力過大威脅到皇室安危而有意布下的一顆牽制諸葛亮的棋子；但是，在劉備去世后，從現有的記載來看，卻怎么也看不到李嚴發揮他作為“托孤”重臣的作用。劉備去世后，劉禪繼位，封諸葛亮為武鄉侯，“開府治事”，又領益州牧，此后，蜀國的“政事無巨細，咸決于亮”。與此同時，雖然亦封李嚴為“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勛”；但是，遠離成都這個統治中心而“留鎮永安”的李嚴，與已經“開府治事”的諸葛亮相比較，不能不認為是在執政權力上已經大大落后了。作為“托孤”大臣之一，尤其是還“統內外軍事”這樣的一位重臣，為什么會長期“留鎮永安”？如果說劉備死時蜀漢與孫吳尚處于敵對狀態，李嚴留鎮永安是必須的話；那么在劉禪繼位后的建興元年“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后，仍舊將李嚴這么一位“統內外軍事”，各方面都與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繼續置于和孫吳交界的永安，則顯然不合適。

作為一個混跡官場幾十年，又有很強軍政能力的人物，李嚴是不可能不明白遠離政治權力中心的負面效應，乃是遠離統治階層的各個官僚集團，其政治影響力會越來越小，最后逐漸被人遺忘。建興四年，李嚴被派到面對孫吳的二線城市江州，就是回不了成都。如果李嚴不是想自立為王（諒他也不敢），他就不會自愿去江州。從他后來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諸葛亮不許”的舉動來看，他是非常想進入成都權力中心的。只是既然進不了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求“以五郡置巴州”。他一定明白這樣的可能性更渺茫，因而這也許僅是他的一種表達不滿的要求和姿態而已。而能夠“不許”他的，不是后主劉禪，而是同為“托孤”大臣的諸葛亮。這只能說明，此時的諸葛亮已經牢牢地控制住了蜀漢的權力，李嚴已經被撇在了一邊。

此后幾年，諸葛亮南征南中、北伐曹魏，在這些理應由“統內外軍事”的李嚴負責的軍事行動中，李嚴要么是沒有參與，要么是下降為一個負責糧草的二等角色，這與他領受的“托孤”之命是完全不相符的。能夠使之這么做的，當然也只能是諸葛亮。我們還可以來看看《出師表》。雖然因為它體現了諸葛亮的忠貞與自強精神而受到后世的百般推崇，但是，在《出師表》里通篇沒有出現一次李嚴的名字甚或與李嚴有關的事。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只能認為，諸葛亮的內心深處是很清楚劉備安排李嚴與他共同輔佐劉禪的目的，就是制衡他。諸葛亮一直自以為在他“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因此始終將自己擺在一個凌駕于眾人之上的位置上。他當然不能允許如李嚴這樣一個能在政治上對自己形成威脅的人進入權力中心并掌握軍事實權，所以始終將李嚴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