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與政治變化當然沒有因果關系，但因為認識的局限性，帝王認為出現霧霾就是天怒，遇大“霾災”需要做法事祈禱上蒼原諒。

據說古人遠行的時候，會帶上一把家鄉的泥土，遇水土不服時，和水服下即可痊愈。又據說北京沒這風俗，原因是常年霧霾，他們離家的時候，已經帶了一肺。

《爾雅·釋天》解釋霾：“風而雨土為霾。”《晉書》里說：“凡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塵，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時，雨水沾衣而有土，名曰霾。”在古人的認識里，出現霾對民間的傷害并不是很大，受災最嚴重的反倒是行政體系。《晉書》說一出現霾，政府就沒好事，但用詞很萌，曰：“天地霾，君臣乖。”“乖”的意思是不和諧，掐架。想想還真是這么回事。

霾對皇上來說是不祥的，歷代帝王都很畏懼。“王者失中，臣下強盛而蔽君明，則云陰。”“久陰不雨，亂氣也。”這種認識早在漢朝就已出現，《漢書》記載了一個故事：漢廢帝劉賀初即位就遇霧霾，“天陰，晝夜不見日月”。可劉賀偏偏要開車出去溜達，車剛發動便被光祿大夫夏侯勝攔下：“書上說出現這種天氣，是大臣作亂犯上之象，您最好在家當宅男。”劉賀不信，讓夏侯做宅男，關起來了。巧的是，夏侯剛被關起來，大將軍霍光就把當了27天皇上的劉賀給廢了。因為這個事，《漢書》引征京房《易傳》說了一大段霾的兆示：大臣謀私就會起霾;君臣分心會出現上蒙下霧，但起風三次可化解;大臣無功受祿出白霧霾;大臣搶功出黃霧霾;大臣不要臉求賞，出紅霧霾……啰啰嗦嗦近千字，比舞臺特效干冰煙霧機說明書還詳盡。

《資治通鑒》里也記載了一個帝王與“霾”的故事。618年4月10日，“是日，風霾晝昏”，當夜，武賁郎將司馬德戡和宇文化及發動政變，隋煬帝被縊殺。宋朝也發生了一次類似事件。1127年4月20日，時任河北路割地使的張邦昌被金國逼著當大楚皇上。這天開封出現了霾：“建炎元年三月丁酉，汴京風霾，日無光。是日，張邦昌僭位。”張邦昌自己也知道出現霾對帝王來說是大胸罩，36F的。于是“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張推脫能見度太低，不能登機，更不能登基。但金國人強行將其按在沙發上接受百官朝賀。于是同年11月1日，老張被大胸罩憋死了。當然，不是用胸罩，而是用繩子“自縊而亡”。

霾與政治變化當然沒有因果關系，但因為認識的局限性，帝王認為出現霧霾就是天怒，遇大“霾災”需要做法事祈禱上蒼原諒。崇禎十三年三月北京出現一場大霾，崇禎很重視，派官員到天壇祭天。祭天應該是上午，結果這次晚上才開始。因為云霧繚繞飛沙走石能見度太低，從紫禁城出發去天壇，結果到了劉家窯。下車找指示牌，連摸帶撞費了半天時間才找到。看明白一回頭，車又找不到了。開回天壇后開始祭天，更加有趣。祭祀時有道程序是往空中潑酒，因為塵霾飛揚，祭酒成了魔術表演，白酒倒進杯子，瞬間變成醬油。祭官手一揚杯，落地則成了一塊黑乎乎的奧利奧餅干。祭祀的另一個環節是“燔燎”，要焚香燒祭品。這個給PM2.5添磚加瓦的行為導致黑煙滾滾。所以回去的時候，司機把車開到了天通苑才意識到要調頭，來回耽誤，以至于到家時都“長發及腰”了。

祭祀的結果如何？好像不怎么樣，天繼續怒。四年后的崇禎十七年，這年新年不但沒有新氣象，反倒有了一場大霾。《明史》載：“十七年春正月庚寅，大風霾。”春節出現霾，讓崇禎感到很不美好，但更讓朱由檢崩潰的是他家的龍興之地鳳陽這天地震了。接下來都知道，3月17日李闖攻城。第二天晚上豬在煤山上吊了。不查不知道，一查真搞笑。小豬太倒霉了，17年前他剛登基的那年春節，也有霾：“崇禎元年正月癸亥，永年縣晝晦，咫尺不辨人物。”我寫成小豬是對的，它的嘴像防毒面罩。

從塞外過來的清朝皇上也沒解開這個魔咒。《清史稿》記錄道光三十年正月初一這天，“朔，登州陰霧”。十天后，道光崩;咸豐十一年四月初四“曹縣紅霾晝晦”，一百天后，咸豐崩;同治十三年四月，曹縣大風晝晦，兩百天后，同治崩。此后北京沒事就霾，根本看不見人影，“垂簾聽政”的慈禧干脆把簾子都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