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內(nèi)訌之后，洪秀全對誰也不信任了，他對形勢的評估是“人心改變，政事不一，各有一心”，用人政策也就隨形勢評估而轉(zhuǎn)。打虎異兄弟，打仗這種送命的事，靠別人;當(dāng)官父子兵，當(dāng)官這種養(yǎng)命的，歸自家。只要姓洪，哪怕經(jīng)國治世一竅不通，也可擺在虎狼位置。

太平天國晚期的整個形勢，總體說，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的關(guān)系——九個指頭是爛的，一個指頭是好的。這僅有的一個好指頭是洪仁玕。洪仁玕小洪秀全9歲，與洪秀全沒出五服，也算嫡親。洪秀全早年干革命紅紅火火之際，洪仁玕沒怎么參加，大部分時間居于香港與上海，而到太平天國分崩離析之時，他卻來到南京獨木以撐危局，被洪秀全封為總理朝政。在此期間他主持起草的《資政新篇》是大手筆，內(nèi)容宏富，理念先進，性質(zhì)相當(dāng)于一部憲法。洪秀全雖在治國統(tǒng)民方面幾乎是外行，但有一條值得肯定，就是對《資政新篇》的每一條文，他都親自過目，且大多作了批示。比如對男女平等之新策，對以絞刑替代點天燈之建言，以及發(fā)展交通、辦理郵政、興辦水利、獎勵科技新舉措等，常常簽字“是”，或者“此策是也”，或者“此篇傳鐫刻官遵刻頒行”。

洪秀全對《資政新篇》里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內(nèi)容，幾乎是肯定的，然而對“新聞”方面的政策，幾乎全盤否定。

因為長期接觸西方文明，洪仁玕對發(fā)展新聞十分看重，以之為開民智、開國運之大策。尤其在整頓吏治方面，新聞有特別力量，“又有新聞篇(報紙)以泄其謀，縱有一切詭弊，難逃太陽之照矣”。輿論監(jiān)督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謀者股栗存誠，忠者清心可表。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

他還建議在各省設(shè)立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quán)，品性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眾官節(jié)制，亦不節(jié)制眾官，即賞罰不準(zhǔn)眾官褒貶。”這一建言特具見識，概括其精神實質(zhì)就兩個字：獨立。新聞官須有職，但不能有行政權(quán)，換句話說，不能將新聞全納進體制之內(nèi)。官員不能干涉新聞，新聞除了記敘事實之外，也不準(zhǔn)干涉行政，行政與新聞雙軌運行，互相監(jiān)督;新聞可以買賣，報刊發(fā)行得走市場路子，“由眾下而達于上位，則上下情通，中無壅塞弄弊者，莫善于準(zhǔn)賣新聞篇或暗柜也”。如此則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政通人和。同時他對新聞官本身也是有嚴(yán)格要求的：“新聞館以報時事常變、物價低昂，只須實寫，勿著一字浮文。倘有……偽造新聞?wù)撸p則罰，重則罪。”

但洪秀全對洪仁玕的新聞?wù)邘缀跞看虿妫臼牵骸按瞬攥F(xiàn)不可行，恐遭妖魔乘機反間，俟殺絕殘妖后行未遲也。”對“準(zhǔn)賣新聞”的批示是：“欽定此策殺絕妖魔行未遲。”

在中國干革命，常常要靠新聞輿論起家——哪次革命不是靠槍桿子和筆桿子的力量？可革命者又往往最忌諱新聞，靠揭露別人的腐敗而革命者，也最怕別人揭露他的腐敗而革命。起義成功后，洪秀全穩(wěn)坐南京城里，賣官鬻爵，任人唯親，生活糜爛，陰謀肆行……這些，他可以讓新聞“只須實寫，勿著一字浮文”嗎？他能允許新聞“實文”記述他的六宮三千粉黛嗎？按洪秀全的性情，若有如此新聞官，即使是體制內(nèi)者，也可能視作妖魔，全將殺絕。

洪秀全認(rèn)為非常時期，對新聞獨立與新聞立法不可操之過急，得慢慢改革，這理由看起來相當(dāng)充分。可如果洪秀全的革命真的勝利了，他會讓新聞獨立，會給新聞立法嗎？洪秀全革命沒成功，這事沒法假設(shè)。但以筆者愚見，縱使洪秀全革命勝利，他也不可能實行新聞自由，他念的很可能是封字訣甚至是斬字訣;以拖字訣來念不字訣，搞敷衍而不搞掩殺，可能還算是萬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