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時期，漢武帝頒布了“算緡”和“告緡”令，搜括財富。個人財產必須首先自報，如有隱瞞不報或自報不實的，鼓勵知情者揭發檢舉，此即“告緡”。凡揭發屬實，被告者的財產則全部沒收，并罰戍邊一年，沒收的資產分一半給告發人，以作獎勵。

右內史義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漢書·酷吏傳》)，漢武帝知道后大怒，以“廢格沮事”(即抵制破壞法令實施)的罪名將義縱棄市。武則天在改朝換代的初期，其完成和鞏固的“殺手锏”之一便是“恐怖政策”——“起告密之刑，制羅織之獄，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舊唐書·酷吏傳上》)。

唐朝，武則天采設置“銅匭”，類似于現代的“舉報箱”，列于朝堂四方，“青匭曰‘延恩’，在東，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丹匭曰‘招諫’，在南，論時政得失者投之;白匭曰‘申冤’，在西，陳抑屈者投之;黑匭曰‘通玄’，在北，告天文、秘謀者投之”(《新唐書·百官志二》)。

武則天詔旨地方，凡有欲進京告密者，州縣不得詢問詳情，給予五品官的待遇，以驛馬送其盡速來京，“雖耘夫蕘子必親延見，稟之客館。敢稽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新唐書·后妃傳上》)。告密有功者予以封賞，“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賚賜”(《新唐書·酷吏傳》)。

針對告密政治而言，雖然與傳統帝國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相背離，告密擴大化也對帝國的合法性生產不利，但是基于強化統治的考慮，這一非常規機制還是被統治者屢試不爽。

明清時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為一種統治工具嵌入到權力鏈條之中，并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權力生產方式被鼓勵和實施，即表現為一種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

朱棣設立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的制度，鼓勵官吏彼此告訐，恢復朱元璋時已廢罷的錦衣衛，并于永樂十八年(1477年)設立東廠，從此廠衛合勢，特務橫行，流氓政治成了有明一代的特色。

據史載，朝野內外均以刺探臣民隱私為樂事，“以故事無大小，天子皆得聞之。家人米鹽猥事，宮中或傳為笑謔，上下惴惴無不畏打事件者”。

在天啟朝魏忠賢專權時，有四人深夜飲酒于密室，一人喝得興起，謾罵魏忠賢，另外三人嚇得不敢出聲，罵聲未落，已有人沖入密室，立刻將四人押至魏忠賢所，“即磔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刑法志三》)。

清代大興文字獄，在入關后的第五年(1648年)便發生毛重倬等仿刻《制藝序》案，其后愈演愈烈，僅在康、雍、乾三朝的百余年里文字獄多達百起，從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八年的十年則無年不有，而在乾隆四十三年竟達十起之多。

很明顯，皇帝事務繁雜，絕無可能遍覽天下詩書，所以“文字獄”大都由告發而起，如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當是時，文字禁網嚴，都御史趙申喬奏劾南山集語悖逆，遂逮下獄”(《清史稿·文苑傳一》)，兩年后康熙下令將戴名世處斬，方孝標戮尸，是案牽連數百人。

趣聞解密點評：在古代中國，存在著兩千多年的帝制統治中，“告密”的行為大行其道，主要集中在以上四個朝代漢武帝時期、武則天時期、明朝和清朝四個朝代。告密可以使統治者當做權術大肆使用，這才導致告密的行為在各個王朝不斷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