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是唐代于755年12月16日至763年2月17日發(fā)生的一場政治叛亂，是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也造成唐代藩鎮(zhèn)割據。由于發(fā)起叛唐者乃是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為主，故事被冠以安史之名，又由于爆發(fā)于唐玄宗天寶年間，也稱天寶之亂。安史之亂歷時七年零三個月，雖然亂事最終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認為安史之亂不但是唐帝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而且對中國后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對外關系的發(fā)展均產生極為深遠而巨大的影響。但有人說安史之亂竟是一場世界大戰(zhàn)！究竟是真是假，趕快跟小編往下看！

按照國內教科書的解釋，世界大戰(zhàn)是指對立的國家集團之間進行的全球性戰(zhàn)爭。嚴格意義上的全球性戰(zhàn)爭當然只有在工業(yè)化時代才有可能。在前近代，受制于交通和信息技術，各大文明之間的聯系相對薄弱，很難出現“全球性戰(zhàn)爭”。但這并不妨礙相鄰文明之間的戰(zhàn)爭引起的全球性連鎖反應。

在這一意義上，本屬于中國內戰(zhàn)的安史之亂，因為參戰(zhàn)各方的復雜性而引起的一系列多米諾骨牌式的連鎖反應，導致當時亞歐大陸的主要強國以及一大批中小國家均陷入戰(zhàn)爭，堪稱特定歷史條件下的世界大戰(zhàn)。

安祿山是胡人(伊朗系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兒，史思明則是營州突厥人，據史書載，兩人都“通六蕃語”，亦即通曉六種民族(國家)語言。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書中推測，六蕃語可能包括粟特語、波斯語、突厥語、契丹語、奚語、回鶻語。當然也有可能包括室韋語、靺鞨語、高麗語、吐蕃語、黨項語，但不論如何，安史兩位語言天才的存在必然導致大量的多民族人士進入他們執(zhí)掌的政府機構工作，其部將士卒所具有的濃厚“國際化”色彩亦不足為怪。

《資治通鑒》載：“(天寶十四年)十一月，甲子，祿山發(fā)所部兵及同羅、奚、契丹、室韋凡十五萬眾，號二十萬，反于范陽。”

可見安史叛軍的主力并非漢人，而是同羅(突厥旁支)、奚、契丹、室韋等蕃兵蕃將，安祿山的親兵“曳落河”就是全部由蕃兵蕃將組成的，奚族酋長阿篤孤、阿布離均在叛軍中負責統(tǒng)率本部兵馬，稱之為“多國部隊”毫不為過。安史叛軍中的眾多“外國”將領后來以歸降唐朝廷的方式在黃河以北地區(qū)擔任節(jié)度使，例如安祿山的養(yǎng)子、后為成德節(jié)度使的李寶臣是奚人，李寶臣的部將王武俊是契丹人、王庭湊是回鶻人，幽州節(jié)度使李懷仙是胡人(粟特人)，平盧節(jié)度使侯希逸、李正己是高麗人，易定節(jié)度使張孝忠、魏博節(jié)度使史憲誠也是奚人，等等。他們執(zhí)政期間必然任用同族人為部屬，成為這一地區(qū)的統(tǒng)治階層，其社會影響是極其深遠的。陳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中指出的唐代后期河北地區(qū)社會“胡化”現象，源頭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大唐帝國的官方正規(guī)軍也是“多國部隊”。哥舒翰、仆固懷恩、渾瑊是突厥人，高仙芝、王思禮是高麗人，李光弼是契丹人，白孝德是龜茲人，李懷光是靺鞨人，李抱玉是世居河西的胡人(粟特人)，等等。多民族融合是當時的社會趨勢，情況跟安史叛軍差不多。唐朝更是直接向回鶻帝國求援以平叛，平叛戰(zhàn)爭具有多國人士參與的“國際化”色彩。

為了遏制突厥和吐蕃的威脅，唐朝前期大體上是采取積極經營西域的政策。安史之亂前夕，唐朝基本在西域站穩(wěn)了腳跟，建立了以安西四鎮(zhèn)——龜茲(今新疆庫車)、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闐(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以及安西都護府(駐龜茲鎮(zhèn))為核心的西域統(tǒng)治體系。公元751年7月，安西四鎮(zhèn)節(jié)度使高仙芝先后征服了大小勃律及車師等國，儼然成為中亞地區(qū)的霸主，進而又以“無藩臣禮”為借口進攻帕米爾高原以西的石國，石國貴族向西逃竄，并求救于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中國史書稱“黑衣大食”)。當時阿拔斯王朝剛剛取代倭馬亞王朝，亟待休養(yǎng)生息，但對于來自東方的威脅，阿拔斯王朝的中亞總督阿布·穆斯林(AbuMuslim)派出大將齊亞德·伊本·薩里(Ziyad ibnSalih)進行反擊。唐軍在裝備和戰(zhàn)術上占有一定優(yōu)勢，但由于深入敵境，在交通、補給、環(huán)境、情報以及人數等方面處于劣勢(雙方兵力史料記載不一，但可確定阿拉伯軍在十萬以上，而唐軍最多不超過六萬)，雙方在怛羅斯(具體位置難以確考，大體推斷在今哈薩克斯坦的塔拉茲一帶)交戰(zhàn)，唐軍大敗，阿拉伯軍也損失慘重。

怛羅斯之敗，唐軍仍有恢復和反擊的能力，倒是剛剛建立、政局未穩(wěn)的阿拔斯朝，能否在東方邊境經受得住唐軍的第二波攻勢，懸念頗多。但是恰在此時，安史之亂爆發(fā)，長安、洛陽紛紛陷落，唐帝國自保無暇，不但放棄了經營中亞，而且連西域也被吐蕃和回鶻占據。中亞地區(qū)拱手讓與阿拉伯帝國后，中國王朝從此再無能力染指中亞，而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則在中亞廣泛傳播，成為中亞地區(qū)的主體文化，直至今天。

阿拔斯王朝雖然在怛羅斯之戰(zhàn)中艱難取勝，但其內部政局并不穩(wěn)定，怛羅斯之戰(zhàn)的功臣阿布·穆斯林和伊本·薩里先后在政治斗爭中被殺，王朝京城巴格達所在的核心區(qū)域兩河流域也存在著舊伊朗人和伊斯蘭教非什葉派的反對勢力，內部危機重重。而安史之亂爆發(fā)后，唐朝不得不徹底放棄了和阿拉伯人的競爭，從而使阿拔斯朝得以休養(yǎng)生息、整肅內政，特別是在鞏固了東方局勢之后，阿拔斯朝第三代哈里發(fā)馬赫迪派其子哈倫·拉希德于780年領兵出征拜占庭，雙方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和博斯普魯斯海峽激戰(zhàn)，拜占庭軍大敗。782年拉希德兵臨君士坦丁堡城下，拜占庭女皇帝伊琳娜被迫乞和納貢。

正是由于安史之亂，唐朝從中亞撤軍，阿拔斯朝才得以避免陷入“兩線作戰(zhàn)”，集中兵力進攻拜占庭。可見，安史之亂不僅讓唐帝國陷入戰(zhàn)亂，而且間接導致了阿拉伯帝國和拜占庭帝國之間的戰(zhàn)爭。而唐帝國、阿拉伯帝國、拜占庭帝國正是當時歐亞大陸上最大的三個強國，三大帝國都打起來了，還不算“世界大戰(zhàn)”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