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景芳，又名石玉琮，1912年生于山東省無棣縣劉豐臺村。自幼讀書，明白事理，愛憎分明，富有斗爭精神。1928年，他考入無棣縣立第二高小讀書。同學中有城里張、吳、郭三家惡霸子弟，他們經常合伙欺侮鄉下來的窮學生。對此，農家的孩子們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氣吞聲。石景芳入學后，對這種現象十分氣憤，他把鄉下來的窮學生組織起來，在放學回家的路上，把這些惡霸子弟狠狠地教訓了一頓，打擊了地主惡少仗勢欺人的囂張氣焰，伸張了正氣。從此，那些惡霸子弟再也不敢隨便欺侮窮學生了。

1930年夏，石景芳考入山東省立第四中學。1933年夏，升入本校高中部四級。此間，他閱讀了部分革命書籍，接受了進步思想的教育，經常在同學們中傳播革命思想，揭露反動政府的暴政和腐朽的封建教育制度，使學校當局驚恐萬狀，坐立不安。當時，學校里成立了學生自治會，石景芳是自治會的領導成員之一。1934年初，校長馮培元將政府撥給學校修圖書樓的一筆巨款撈入私囊后，又欲扣在校學生每人每年一元錢的預償費。石景芳利用這兩件事，以學生自治會的名義，發動學生與學校當局展開了激烈的斗爭。他們組織學生罷課，向省教育廳發電報，要求校長下臺，退還貪污款項，終于迫使反動校長低頭認罪。但是，國民黨惠民縣長趙振泉得知此事后，大為惱火，非但不懲治反動校長，反而派兵包圍了學校，把石景芳等63名學生抓去拘留。學校當局更加有恃無恐，隨即宣布把這63名學生開除學籍。這次學潮，就這樣被鎮壓下去了。石景芳被開除后，又考入北平宏達中學。1935年，由于日本侵華形勢日趨緊張，石景芳被迫退學回鄉。

石景芳回鄉后，在本縣吳店、小山等村任短期小學教員。他利用教書先生的公開身份，聯絡進步青年，串連革命師生，編寫革命歌曲，印發抗日傳單，呼吁廣大人民起來抗日救國，足跡遍布全縣。1936年，他與關星甫、于梅仙、丁涌生、徐尚武等人在劉豐臺村組織了友誼讀書會，會員發展到80多人，擁有進步書刊400多冊。讀書會的成員普遍受到了初步的馬列主義教育，有不少的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后來，讀書會的大部分人參加了冀魯邊區抗日部隊——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其中不少的人成了這支抗日武裝的骨干分子，在抗日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1937年2月，石景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黨后，他積極開展黨的地下工作，培養和發展了一大批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入黨，壯大了黨的力量。七七事變前夕，他不顧國民黨地方當局的阻撓破壞，與關星甫、馮景恩等人組織起了無棣縣抗日救亡會，會員發展到800多人，使抗日救亡運動在全縣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

1937年8月，根據抗日形勢發展的需要，在魯北特委的領導下，石景芳和關星甫等主動與津南特委馮景恩、于梅仙取得了聯系，成立了中共無棣縣工作委員會，石景芳任宣傳委員。不久，經上級正式批準，任命石景芳為無棣縣工委書記。這期間，石景芳與其他工委成員一起，積極發展黨員，壯大黨的組織，宣傳群眾，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國運動，并編印了刊物《斗爭》，以教育黨員和知識青年。

1937年秋末，日軍沿津浦路大舉南犯，國民黨無棣縣政府官員聞風而逃。一些漢奸勢力借混亂之機組織起“維持會”，準備迎接日軍。他們派出差役，到處征糧征款，經常抓派官車，群眾怨聲載道，怒火滿腔。有一天，漢奸王延亭派人到水灣一帶催逼群眾出官車。共產黨員張寧寧獲悉這一消息后，馬上找到石景芳商量對策。石景芳當即決定：以武力攔截這批官車。他借了兩條槍，與張榮亭同志一起騎車到了洼楊家村后埋伏起來。等10多輛馬車來到時，他們當即開槍射擊，槍聲一響，4個押車的差役嚇得屁滾尿流，抱頭鼠竄。10多輛大車也返還群眾。這次行動，打響了無棣縣武裝斗爭的第一槍，滅了敵人的威風，長了革命人民的志氣。

石景芳在任無棣縣工委書記期間，根據黨的指示，積極發展武裝力量，開展武裝抗日斗爭。他利用從國民黨縣政府截取的教育經費，買了幾十條槍，組織了40余人的武裝部隊，在無棣西部與敵偽展開了英勇的斗爭。當冀魯邊區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成立時，他立即帶領這批武裝力量參加了救國軍，壯大了革命隊伍，為鞏固發展抗日根據地做出貢獻。

1938年8月，石景芳調任河北省東光縣縣長。在東光縣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大會上，他向與會人員宣講了毛主席《論持久戰》等光輝文獻，揭露和痛斥了日軍的侵華罪行，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為了抗日”的口號，吹響了東光縣“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的戰斗號角。

東光縣西靠運河和津浦鐵路;南有頑固派張國基的“二路軍”盤踞在吳橋、梁集一帶，縣內有李文成的第二旅駐防，還有一些地方實力派也在拉山頭，擴充自己的勢力，斗爭形勢錯綜復雜。在這種情況下，要樹立起抗日的旗幟，爭取群眾，把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建立起鞏固的抗日根據地，難度很大。對此，石景芳親自帶領一些干部按照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一面積極教育群眾，發動群眾，擴建抗日武裝力量，開展武裝斗爭;一面團結進步力量，爭取中間力量，打擊頑固勢力。他有時拜訪進步的上層人士，有時召開士紳名流座談會，闡明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統戰政策，向他們指出只有堅持抗戰才有出路。他敢于堅持原則，堅持斗爭，伸張正義，成為執行統戰政策的模范，深得東光抗日軍民的贊揚和愛戴。由于他執行了黨的統戰政策，終于把國民黨地方武裝東光二旅爭取過來，改編為一支人民的軍隊，使東光的抗戰形勢有了明顯好轉。局面打開后，石景芳進一步發動和組織廣大民兵和群眾，破壞鐵路、公路，站崗放哨，反資敵通敵。在一望無際的邊區平原上，挖成了縱橫交錯的抗日溝，建立了四通八達的交通網，限制了敵人快速部隊的活動，為抗日軍民開展游擊戰爭提供了方便。他不斷地動員群眾埋糧填井，實行堅壁清野，粉碎了敵人的頻繁“掃蕩”。他還經常組織精干的武裝小分隊，深入敵戰區，打擊日偽漢奸，鎮壓敵特，并組織了兩面政權對付敵人。在石景芳的領導下，東光縣很快成了一個有初步基礎的抗日根據地。

1939年至1942年，石景芳任魯北行政委員會主任、冀魯邊區一專署專員兼軍分區司令員時，按照冀南、魯中，晉冀魯豫等邊區的政策法令，根據本地區的實際情況，推行抗日民主政策達300多條，被評為推行政策法令的模范。1942年，冀魯邊區黨組織每逢貫徹一項新政策時，總是先在他領導的一分區試行后，再行推廣。因此，當時他享有“模范專員”的稱號。

石景芳具有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他任專員期間，無棣縣的偽六旅頭子張子良曾去信勸降。他當即將信撕碎，并回信怒斥了張子良的無恥行徑。在冀魯邊區，他對邢仁甫大搞反黨宗派和地方主義的做法甚為反感，經常在干部群眾中揭露他們的惡劣行徑。后來，邢仁甫叛變投敵的事實，證明了石景芳政治上的敏感和遠見。石景芳不僅自己投身于革命，還動員父親、哥哥參加了革命活動。在他的影響下，他的故鄉劉豐臺村也有幾十人參加了抗日部隊，并被稱為“八路村”。在抗日戰爭期間，僅他家就有8口人拋家舍業，在冀魯邊區參加抗擊日軍的英勇斗爭。

1942年5月，侵華日軍華北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親率5萬兵力，對冀中開始了瘋狂的大“掃蕩”。6月19日拂曉，日軍集結重兵分四路包圍了一專署、一地委駐地大單家。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石景芳決定立即率部突圍轉移。但是，由于四周全被敵人占領，敵人強大的火力已封鎖住各個交通要道。突圍未成，只好順原路邊打邊撤。在撤至寺后楊村附近時， 石景芳中彈負傷，從馬上栽下來。警衛連長孫國棟背起他，他卻對孫國棟說：“別管我！快去指揮部隊！”石景芳忍著劇痛，繼續組織機關、連隊轉移突圍。這時，從西南又冒出一股敵人。敵人兩面夾擊，槍聲像刮風一樣響個不停。當抗日部隊突圍至趙家柳林村東時，又被敵人重重包圍在一片開闊地上。這時，抗日將士已大部犧牲，子彈也幾乎打光了。敵人端著槍嚎叫著沖上來，石景芳指揮同志們在開闊地的一個松樹墳場中，與數倍于己的敵人展開了肉搏戰。使用短槍的干部們子彈打光了，拾起磚頭向敵人砸去;戰士們的刺刀捅彎了，就用槍托砸……經過一場激戰，由于寡不敵眾，石景芳等全部壯烈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