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8月5日報道 德新社8月3日發表題為《美國專家說，促使日本投降的是蘇聯參戰而非原子彈》的報道稱，美國對日本城市最嚴重的轟炸始于1945年春天，以3月9日至10日對東京的轟炸為標志，據估計這次轟炸造成12萬日本人喪生。

原子彈終戰論至今仍有人信

到8月，共計有60余個大城市遭毀滅，日本領導人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大量城市人口的死亡是這個國家愛國主義的一部分。

據“反思核武器計劃”的歷史學家沃德·威爾遜說，事實上，在波音B-29超級堡壘“伊諾拉·蓋伊”轟炸機8月6日在廣島投下全世界第一枚原子彈之前，美國不得不尋找一個足夠大的未遭毀滅的城市用于全面展示其“末日”武器的實力。

70年之后，美國仍有許多人贊同其政府的說法：在廣島投擲原子彈(以及8月9日在長崎投擲了第二枚原子彈)導致了日本人的投降，結束了太平洋戰爭，拯救了計劃在10月至11月展開陸地入侵的50萬美軍的生命，并且挽救了數以萬計的日本平民的生命。

但是，還有一些人開始質疑是否是廣島事件本身令日本的裕仁天皇及其軍隊在8月15日無條件投降。

核爆對日投降幾乎沒有影響

美國歷史學家長谷川毅認為，首要的誘發因素是蘇聯在8月9日突襲日本控制的滿洲。

威爾遜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廣島事件之后日本高層并沒有召開緊急會議。日本人對于這件事的態度就仿佛是又有日本城市遭受了轟炸。”

長谷川毅是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的一名教授，能講俄語和日語，兒時親眼目睹了對東京的轟炸。他在自己2005年的著作《與敵人賽跑》中列出了時間表。

威爾遜在接受德新社記者采訪時說，日本軍事參議院并沒有召開會議對廣島遭原子彈襲擊事件作出反應，但是在“獲悉蘇聯已經宣戰并且入侵之后的震驚和危機感”促使其立即在8月9日采取緊急行動，商討投降條款。

美國同一天在長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彈，但是長谷川毅認為這對投降的決定幾乎沒有影響。

他援引當時的參謀次長河邊虎四郎1949年向一位美國審訊者描述日本核心集團對于蘇聯入侵的反應的話說：“(最恐懼的)事情最終成為現實。”

蘇聯參戰比原子彈作用更大

1945年8月10日，裕仁天皇宣稱：“看起來很顯然這個國家再也沒有能力發動戰爭了，連保衛本國海岸的能力都成問題。”

5天后，日本無條件投降，因為此前拒絕了美英要求其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宣布放棄尋求優待條件。

日本原本希望保留其帝國制度、軍隊以及盡可能多的領土，同時通過說服蘇聯(后者簽署的中立條約的有效期持續到1946年)調停一項與美國的有利解決方案，從而避免因為戰爭罪被起訴。

盡管其海軍和空軍事實上被摧毀了，日本的軍事領袖仍自感處于一個強有力的談判立場，因為武裝平民和地面部隊已經準備在原定的秋季地面入侵期間給美軍造成嚴重的傷亡。

但是，無視東京的外交建議，斯大林仍準備按照蘇美英三國1945年2月在雅爾塔會議上商定的那樣入侵日本。

長谷川毅在《與敵人賽跑》中寫道：“蘇聯參戰在導致日本投降中發揮了較之原子彈更大的作用。”

美國歷史學家加爾·阿爾佩羅維茨、馬丁·舍爾溫和理查德·羅茲等學者作出了類似的解讀，其中阿爾佩羅維茨在20世紀60年代最先提出了這一觀點供討論。

夸大核彈作用減輕美負罪感

廣島和長崎事件為冷戰奠定了可怕的基調，而且引發了關于哈里·杜魯門總統投擲原子彈決定的道德性和戰略必要性的持久辯論。

普利策獎得主、紐約賓厄姆頓大學的歷史學家赫伯特·比克斯認為，杜魯門希望給蘇聯人一個警告。

還有人援引一封杜魯門之后寫給一個教會組織的信說，投擲原子彈是對珍珠港事件的報復。

他寫道：“當你必須要跟一頭野獸打交道的時候，就得像對待野獸那樣對待它。”

據估計，在原子彈投擲當天，廣島有6萬至8萬日本人死亡，長崎有4萬人死亡。在以后的幾年里，數以萬計的人死去，或是承受著暴露于核武器輻射帶來的影響。

杜魯門反復堅稱，這些原子彈對于結束太平洋戰爭和拯救50萬美軍的生命是必要的。大多數美國人依然這樣認為，盡管一些二戰軍事指揮官認為這一數字被夸大了。

反核武活動家威爾遜說，這種說法持續存在，因為這會減輕美國的負罪感，而且“符合我們美國佬智慧過人的國民神話，即我們創造的東西改變了世界”。

他還說，全世界第一枚原子彈所引發的全球震驚，在日本的戰爭侵略之后“在某種程度上令人們對日本充滿了同情”，“這種觀點對于將日本樹立為一個和平的、非攻擊性的國家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