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張宗昌，很多人都知道他有兩個大名鼎鼎的外號——“狗肉將軍”與“三不知將軍”。我們從他的簡歷中來看看他是如何得到這兩個綽號的。

張宗昌，生于1881年，死于1932年，字效坤，山東掖縣(今萊州市)人。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赴東北謀生，一度淪為胡匪，后流落到海參崴。辛亥武昌起義后，投山東民軍都督胡瑛，隨至上海，任光復軍騎兵獨立團團長。1913年7月，投靠馮國璋，先后任江蘇陸軍軍官教育團監理、江蘇將軍公署副官長、總統府侍從武官長。后改任江蘇暫編第一師師長。率部進攻護法軍，任第二路總指揮。1920年兵敗，所部被解散。1921年至奉天張作霖處先后任巡署高級顧問、憲兵營長、綏寧剿“匪”司令、綏寧鎮守使。1923年任東北第三混成旅旅長。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時任奉軍第二軍副軍長。二次直奉戰爭后，改任宣撫軍第一軍軍長。1925年初，任蘇皖魯剿匪司令。4月任山東軍務督辦。7月兼任山東省省長。1926年初，任直魯聯軍總司令。1927年6月，任第二方面軍團長。1928年8月，兵敗下野，一度亡命大連、日本。督魯3年，橫征暴斂，捐稅多達50余種。曾殘酷鎮壓青島日商紗廠工人罷工，造成“青島慘案”;鎮壓濟南工人運動，殺害工運領導人魯伯峻、朱錫庚、史得金、宋伯行等。1932年由日本回國，潛居天津租界。同年9月3日被山東省政府參議鄭繼成槍殺于津浦鐵路濟南車站。

很多人以為張宗昌被稱為“狗肉將軍”是因為他愛吃狗肉，其實并不準確。據其子張端說，張宗昌從來不吃狗肉，他嫌狗肉腥。那這個綽號是怎么得來的呢？原來是從他嗜賭成癖而來的，因為其終日與骨牌為伍，而廣東話推牌九俗稱“吃狗肉”，故被人稱為“狗肉將軍”。“三不知將軍”則是因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槍、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錢、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這“三不知”而來的。但是，張宗昌在山東主政期間，還是做過不少扶持文化、教育的事的，對當時的山東起到過一段的正面作用。

主持組建山東大學

并曾自任校長

張宗昌在濟南期間最重要的文化功績是主持合并組建了新的山東大學。當時，他有意聘請王壽彭出任山東教育廳長，整頓山東教育。但王壽彭也不是那么好請的。張宗昌三次才將王壽彭請出山，接到濟南，聘其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

原山東大學堂(后曾先后改名山東高等學堂、山東高等學校)于1914年停辦。王壽彭任山東教育廳長后，首先在濟的六個專門學校的基礎上重新申辦“省立山東大學”，在濟南東郊籌備建校。與此同時，張宗昌和王壽彭在山東省范圍內大辦洋學。1926年，在張宗昌的命令下，山東6個公立專門學校合并，在濟南建省立山東大學，自此歷史上正式有了“山東大學”的名號。當年8月5日王壽彭到職視事，掛出校牌，9月5日舉行開學典禮，王壽彭在會上發表了“讀圣賢書、做圣賢事”的訓詞，“山大”即正式開課。

學校設文、法、工、農、醫5個學院，計有中國哲學、國文學、法律、政治經濟、商學、機械、機織、應用化學、采礦、農學、林學、蠶學、醫學13個系，并有附屬中學。校設評議會，院設教務會，系設教授會，定期研究教學、人事、經費等問題。大學部有教師320人，其中教授200人，除專業課外，并開設選修課，學生畢業授學士學位。而張宗昌對予山東大學的投入是很舍得的。山東教育廳當時每月撥給山大25000元，教職工的待遇是：校長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至360元，這在當時不是一個小的數目。

但是，好景不長，學校開學的第二年，王壽彭便因教學理念保守，被逼辭職。其后，張宗昌曾內定著名學者辜鴻銘為校長，以接替王壽彭。但辜鴻銘當時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張宗昌親自掛名校長。再過一年，到了1928年，國民北伐軍進抵山東，奉系軍閥敗逃。日本帝國主義借口保護僑民出兵濟南，制造了震驚中外“五、三”慘案。在動亂中，學校經費無著，隨即停辦。

出版了歷史上印刷最好的《十三經》

除了寫詩和扶持教育，張宗昌還主持印刷出版過《十三經》，據看過張版《十三經》的印刷業人士說，那是歷史上印刷和裝幀最好的《十三經》。

據考證，其印刷出版《十三經》和當時名士楊度有關。20世紀20年代，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聘楊度為總參議，楊度與其感情甚洽。張宗昌曾向張作霖保楊度為教育總長，因楊宇霆反對而未實現。其時張宗昌在山東提倡復古，為朋友計，楊度力勸張宗昌要多做好事，并建議他重刻《十三經》。張有的是錢，一聽之下，立即照辦，指令找一部好版，限時完成。楊度代張宗昌寫了一篇序文，寫成后由張宗昌用薄紙蒙在原稿上，一筆一筆地摹寫，算“督辦親筆”，刻入書中。《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為張宗昌所出《十三經》中之一種。在開篇的《重印十三經序》中。此序最后署名即為“中華民國十四年十二月督辦山東軍務兼省長張宗昌”。

序中都寫了些什么呢？

“教科成編，而六經微，旁行為書，而國文廢。國勢不張，文化亦靡能自信，致今日廢經說，倡惟人是從良族悲也。反之者又蔑棄儒先傳注，糅雜外教，附會新異，張瞽說以便其私，則侮經之禍亦廢經等。今且無暇與廢經者辯，而亟欲存經，并無暇與侮經者辯，而亟欲為經存注。抱殘守缺無使散佚，于今日以待后學存中國耳。豈徒與陋儒時髦爭是非哉。宗昌蒞魯，飭各學校增課讀經，而講師寥落，尋常讀本坊間以艱于購覓，習尚變而舊籍湮毀棄，且更甚于秦火。失今不圖異日出嚴屋壁之藏容可冀乎。因檢圖書館所存前清定文誠公撫魯時校刊之十三經板，重付楮印，分發各校，俾師生講讀。有所遵循書中校正尚鮮脫誤，注解悉采通行，取便誦習。俾識途軌，至于經義閎深，傳注浩博，漢宋師法具存，清儒考證尤密，好學深思者任自為之，而非可恃此以自畫也。清季發捻初平，圖書半毀，當局者已汲汲于此，今之事變更亟于前。齊魯多儒，秦漢之際諸經賴之以傳。孔鮒付勝之流風尚有未沫之乎。蓋跋予望之矣。”

此序言文采非常，且夾有時事之深思，對社會發展之遠慮，絕非一般人所能為。可能為楊度代筆之作。但此序非手寫上版，而是清以后線裝書最為常用的宋體字，故張宗昌摹寫之原貌無法得見。

從上面兩事來看，張宗昌在山東主政期間，還是做過幾件具有文化價值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