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明清之際縱橫東南亞海域的一股重要力量，鄭成功家族勢力的興衰引起17世紀向外擴張的歐洲社會較廣泛關注。在與鄭氏家族勢力交往的過程中，荷蘭、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主要海上國家留下了許多關于其家族事跡的記載。毫無疑問，這些由同時代歐洲人所撰寫的西文記錄，在研究鄭成功及其家族活動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可惜的是，這部分西方文獻并沒有像中文文獻那樣得到國內(nèi)學者比較深入的開發(fā)利用。

除了一部分荷蘭文檔案得到翻譯整理外，對于數(shù)量眾多的西班牙、葡萄牙語種資料，幾乎少有人觸及。本文以17世紀三位天主教傳教士所撰寫的西班牙文書稿為考察對象，探討內(nèi)中有關鄭成功及其家族事跡的記載，并結(jié)合相關中西文獻史料，對其在研究17世紀鄭氏政權(quán)興衰方面的史料價值進行初步分析。

利勝與鄭成功家族故事

多明我會士利勝(VictorioRiccio，1621～1685)是17世紀下半葉卷入華南詭譎多變政局中的一位傳奇人物。1621年1月，利勝出生于意大利佛羅倫薩著名的利氏家族中。1631年1月人多明我會。從羅馬圣多默學院畢業(yè)后，他成為一位哲學教授。在多明我會士黎玉范(JuanBautistadeMorales)的感召下，他加入赴東方傳教隊伍，于1648年6月底抵達菲律賓馬尼拉，成為西班牙多明我會圣玫瑰省的一員。利勝先是被安排到當時馬尼拉閩南華商聚居的巴利安(Pari6n)區(qū)傳教，并由此學會了閩南語和不少漢字。

1655年7月，他受馬尼拉多明我會派遣由馬尼拉渡海入閩，并受命留在閩南地區(qū)，一方面負責向閩南人傳教，另一方面承擔聯(lián)系馬尼拉和福建多明我會傳教區(qū)之間人員、書信、補給往來的中轉(zhuǎn)任務。從1655年到1663年，利勝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鄭氏家族掌控的閩南地區(qū)傳教。1663年底，鄭軍丟失廈、金根據(jù)地，撤離到臺灣島后，利勝跟隨已降清的原鄭氏家族重要將領鄭鳴駿到泉州地方傳教，此后又輾轉(zhuǎn)前往福州。由于正值楊光先掀起反教案，清廷下令各地官府抓捕西方傳教士，利勝在福州未能久居。

1666年1月，利勝搭乘荷屬東印度公司的商船離開福州，前往臺灣雞籠(基隆)。在短暫停留雞籠期間，他曾經(jīng)受荷蘭人委派。與臺灣鄭氏政權(quán)談判。1666年3月，利勝乘坐荷蘭商船由雞籠抵達馬尼拉，以希望能夠說服西班牙殖民當局恢復與荷蘭人自1648年起中斷的貿(mào)易，但卻因此遭到流放。不久他得以獲釋并返回馬尼拉，并被委派到距離馬尼拉約一公里的圣若翰住院服務，同時也借以調(diào)養(yǎng)身體。就在這段時間里(1666～1667)，利勝接受馬尼拉多明我會的委托，開始編撰一部反映多明我會人華傳教歷史的書稿。利勝曾經(jīng)試圖返回中國傳教，但因清廷自康熙八年(1669年)起已頒布諭旨禁止傳教而未能如愿。，此后，利勝一直留在菲律賓群島傳教，直到1685年2月17日死于馬尼拉華人社區(qū)。

利勝可以說是17世紀與鄭成功家族關系最為密切的一位天主教傳教士。因長住閩南，他得以與鄭氏家族交接往來，并由此見證了此期間鄭氏家族的一系列重大軍事外交活動。因此，當1666～1667年間利勝受命撰寫《多明我會在中華帝國之業(yè)績》這一部重要書稿時，就在書中記載了關于鄭成功及其家族活動的大量珍貴資料。其中最有特色的包括如下幾個部分：

其一，關于鄭成功父親鄭芝龍的生平事跡。鄭芝龍是鄭氏家族崛起的關鍵人物。但可惜的是，目前所見有關鄭芝龍早期經(jīng)歷的中文史料基本上是吉光片羽，由此使得鄭芝龍的早年生涯變得撲朔迷離。而利勝在書稿中就用了相當多的篇幅來記載鄭芝龍的早期活動，如內(nèi)中提到：“(尼古拉斯·一官)出生于安海港前的一個小漁村石井(Chiochy)，由于極端貧困，他決定出外碰碰運氣。他先是到了澳門，在那里以‘尼古拉斯’為名受洗，隨后前往馬尼拉。在這兩處地方他都從事低下的工作。

后來他來到日本，投靠在那里的一位非常富有的叔叔。叔叔看他機敏能干，就放手讓他管理全部的生意，而且還給他娶了一位異教的日本女子。他和她生養(yǎng)了兩個兒子，長子及聲名最顯的就是國姓，后文我們會談到他的事跡。”這段引文值得注意的是不僅明確提到鄭芝龍的家鄉(xiāng)是安海石井，而且談到鄭芝龍在往日本依附李旦前，曾經(jīng)在澳門、馬尼拉謀生。我們知道，關于鄭芝龍赴日前的行蹤，一直比較模糊，尤其他究竟是否到過馬尼拉，還存在疑問。

因為此前所見提到鄭芝龍曾經(jīng)居住寫尼拉的史料，基本上出自18、19世紀的出版物，如傳教士康若翰(JuandeConcepcion)所著《菲律賓群島通史》、傳教士馬地內(nèi)斯(JoaquinMartinezdeZuniga)所著《菲律賓史》等，前后相隔一二世紀，難以為憑。而利勝此書撰寫于1667年，基本上屬于與鄭氏父子同時代的記敘，可說是目前所見最早反映鄭芝龍曾到馬尼拉的史料之一，無疑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在接下來的部分，利勝對鄭芝龍亦商亦寇、實力坐大、受撫明廷、遠販東西洋、權(quán)傾閩省、投降清軍、為“韃靼人”裹脅到京城羈押，終被殺死等一系列事跡都有簡述。

1661～1662年清廷遷界與鄭成功收復臺灣

為了徹底摧毀鄭軍，順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厲行遷界政策，下令江、浙、閩、廣數(shù)省濱海居民盡遷內(nèi)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下海，粒貨不許越疆”。遷界給東南沿海地區(qū)居民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離海三十里村莊田宅悉皆焚棄”。特別是閩南地方“火焚二個月，慘不可言，興、泉、漳三府尤甚”。清廷遷界時，利勝往返金門、廈門兩地，照顧遭劫教徒，得以親眼目睹了此項野蠻政策帶來的巨大破壞性，并將其見聞寫人書中。依照利勝的記載，清軍燒毀了東南沿海界外的一切，沖天的大火持續(xù)了數(shù)周，廈門城甚至三天都不見太陽。為了重建抗清基地，鄭成功決定收復臺灣。

利勝在鄭成功進發(fā)臺灣的時候沒有隨軍出征，留在金門，但他親眼目睹了龐大的鄭氏艦隊出發(fā)的壯觀景象。1661年4月，由500艘舢板、40000人組成的鄭氏艦隊離開金門，向臺灣島進發(fā)。1662年2月荷蘭人向鄭成功投降。值得注意的是，利勝在書中特別提到鄭軍將士親口告訴他，大約9000鄭軍和632名荷蘭人死于整個戰(zhàn)役中。這點似不見于其他中西文獻史料，應當引起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