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一個人的精神成長史就是一個人的閱讀史”，那么，“一個國家的興衰史也就是一個國家國民的讀書史”，在這中間，一個國家官員的讀書興趣和持久力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前者的。中國古代官員普遍好讀書，這是一個悠久的良性傳統。大凡古代歷朝的官員，大多是自幼入學，隨之開始讀書(經、史、子、集)，目的是秉持“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士子的價值理念，經過若干年嚴格的訓練和伏案閱讀的習成，在入仕時方能知曉為人處世之理和感悟治亂興衰之道。同時，為官者通過讀書提升了自我的品格，高遠者更會提升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所謂“人有三寶精氣神，腹有詩書氣自華”，讀書造就、成就了官員，這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國古代，官員的讀書是持續性的現象，大凡為官一生，“致仕”(退休)時一般也要“刻部稿”(與“討個小”并列)，企盼給后世留下一點雪泥鴻爪。

如果要追尋一下這種現象發生的原因，大致可以有以下的解詮：

一、這是官員日常行為方式和士大夫儒家核心價值觀的要求。古代官員的選拔，依靠的是入仕制度，即所謂“學而優則仕”，沒有若干年寒窗下讀書經歷的人、沒有對儒家學問有一定造詣的人，是不可能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的，這樣一來，習慣使然，但凡有一點讀書的天賦，后天又長期熏染于人文知識的氣氛和訓練，也就養成了他們閱讀的習慣，入仕以后也往往離不開書冊。在官場，天下太平必然是推崇文化和學術的朝代，則考量官員的標準，不僅要看其政績，也要看其文化修養的高下，后者是前者的鋪墊和補充，很難想象一個有較好政績的官員沒有一定的文化修養。在官場的圈子中，出身、門第、談吐、書法、詞章、風度、名望、口碑，等等，都是評價的標準。于是風氣所向，讀書以及文風的講究自是水到渠成。而歷朝執政理念的儒家學說也是強調包括讀書等官員的個人修養的，這與其說是治理天下的理念，倒不如說是中國文化內核之中亟求學會做人的道德倫理要求，所謂家國同構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不讀書無以養成符合朝廷對官員素質要求的條件。

二、也是古代制度設計和保障的要求，以及人才選拔機制的要求。中國古代社會在上三代時還是一個世襲血親的時代，也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等級制社會時代，隨著物質文明的進步，精神文明也在不斷地提升，講求偃武修文、附庸風雅(如“周文”和“周禮”)成為制度文明的內容，經過秦始皇中央集權官僚體制的建立和漢武帝實行察舉制度，朝廷對官員條件的要求有了相對進步性和公平性，德行才學成為其中的標準，以至“唯才是舉”、“唯學是舉”。到了隋唐，遂成為公開選拔官員的科舉制度，這種考試制度主要是考察應試者對人文經典知識的記憶、理解和文字的組織能力。此后不讀書者(不好讀書者)不能為官成為定例。當然，這種古代士子的讀書風氣(與科舉制度并為傳統)，其優劣亦并存，它帶來對其評判的一定困難，好讀書與好官并非能夠成為正比，如大貪官和珅就是一個飽讀詩書的文人。不過，雖說好讀書不盡然是好官，但劣官則一定是不喜歡讀書的草包，此也無它，此類官員的主要興致不在讀書，而是那些污七八糟的東西，在他們的文化消費品中，書籍肯定是居于酒色之下的。

三、時代氣息和風氣所向的特征。中國古代社會以節奏緩慢著稱，不過，仔細考察的話，歷史上也時不時形成某種“讀書熱”的現象，善于自覺反省的官員尤其如此，乃至形成風氣，是之謂“時代意識”和“自我角色認同”，在歷史上的轉型時期，更是屢見不鮮。這也就是說：古代官員執政，官場的規則和潛規則之外，還依靠于汲取“間接經驗”的閱讀來提供自己給以智力資源和支持。

那么，古代官員的閱讀，他們讀的是些什么書呢？漢武帝“獨尊儒術”政策以及后來的科舉制度實施之后，簡而言之，就是一部“經書”(“四書五經”)，以及由此擴展而來的“四庫”(經史子集)，前者應運于政事，后者則成就官員自身修養，如詩文等的陶冶。應當說，古代官員對讀書的熱忱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是起過很大作用的，具體到這些“政治家”中的優秀的“文學家”、“藝術家”等等，從韓愈、柳宗元到曾國藩、左宗棠，從范仲淹、蘇東坡到林則徐、魏源，可謂不一而足，從中也給我們留下許多不朽的印記，如一部《古文觀止》中的《諫逐客書》、《過秦論》、《前后出師表》、《岳陽樓記》、《賣柑者言》等，以及一些膾炙人口的讀書故事。如北宋寇準罷相后以刑部尚書知陜州，蜀帥張詠還朝時途經其地，寇準盡東道之誼，臨別時問張詠：“何以教準？”張詠說：“《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寇準不解其意，找書來讀，讀至“不學無術”四字，笑著說：“此張公謂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