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張居正輔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內政方面，提出了“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機構中的冗官冗員，整頓郵傳和銓政。張居正還啟用潘季馴治理黃河，變水患為水利。同時張居正嚴懲貪官污吏，裁汰冗員。

在張居正看來，“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從“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入手，大刀闊斧地進行政治改革。

“尊主權”、“一號令”的關鍵在于克治明朝權力機構運行不暢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間，廢中書省，不設丞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雖然后來內閣首輔權勢漸重，但六部和負責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繞過內閣直接向皇帝負責。而皇帝處理政務則倚重宦官，由司禮監掌理章奏文書，甚至代皇帝朱筆批紅。明中后期諸帝多“簾遠高堂，君門萬里”，尤其嘉靖后期，“政務偷玩，事無統紀”，朝廷詔旨被視為故紙，來往公文多至沉埋，統治機構幾乎陷入癱瘓。

針對這種機構窒礙不通的積弊，張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開始大力強化內閣事權，由內閣通過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撫按則聽命于六部，最終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機構都受內閣節制，從而加強中央集權，使內閣成為推行變法的中樞。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誡馮保“裁抑其黨，毋與六部事”，從組織機構上保證事權歸一，政令暢通。

為了破除無所事事、坐嘯畫諾、命令不行的官場沉疴，張居正于萬歷元年創設頒行考成法以責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發文簿，分別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備注，交內閣查考，據其道途遠近、事情緩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終注銷。撫按稽遲者，部院舉之;部院容隱欺蔽者，六科舉之;六科不覺察，則閣臣舉之。月有考，歲有稽”，據此“考其勤惰”，決定賞罰升降。此法一行，立見成效。

張居正的政治改革，通過整頓機構形成高度集權而又層疊有序的行政系統，并建立起相應的稽察問責機制，確保官僚機器高效運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已初具現代社會行政體制的特點。如傅維麟《明書》所贊揚的，雖“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風，無所不披靡”。

經濟

經濟上，清丈全國土地，抑制豪強地主，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減輕農民負擔。

以前，明王朝的賦稅以糧為主，銀絹為輔，分夏秋兩季征收。除賦稅外，農閑之際，農民還要服各種徭役。一條鞭法是將賦稅和徭役合計折算為銀兩，以畝為單位繳納。相對于以前，一條鞭法不僅大大簡化了征收手續，而且使得沒有土地的工商業者可以解除賦稅和勞役負擔，從而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使得占有大量土地的地方豪強難以作弊，乖乖地按照田畝數納稅。通過一條鞭法，政府的財政收入明顯好轉，國庫儲備的銀兩可供五、六年之用！[5]

洪武年間，全國耕種田地有八百五十萬零七千六百卅二頃。到了弘治十五年(1502年)降低到四百二十二萬八千零五十八頃。而萬歷九年經過張居正的治理后達到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

軍事

軍事上，加強武備整頓，平定西南騷亂，實行“剿撫并用，以撫為主”的政策。委任名將戚繼光和李成梁分別鎮守西北和東北邊疆，使得“胡馬”一度不敢“度陰山”達30年之久！更重要的是在邊境進行茶馬互市貿易，使得少數民族政權可以通過貿易換取中原的茶鹽等必需品，邊境的和平得到了進一步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