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國家、民族、家庭、個人關系密切而重大，教育體制的些微調整都與被影響人群命運息息相關，受影響者對此自然極度關心、極度敏感。一些細微的調整，受益者與受損者態度自會冰火兩途，截然相反，矛盾重重。如果這種供需長期嚴重失衡，矛盾長期得不到緩解，不僅教育發展緩慢，也將影響到社會穩定與健康發展。教育體制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應是盡最大可能放開供給。清末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面臨著現代化轉型，需要大量現代政治、法律、科學、工程技術、農業、醫療衛生、財政金融、新聞等方方面面的專業人才。但在1905年科舉考試被廢止前，國家教育體制仍是以科考為中心，教育的目的、內容、方法完全以科舉考試為依歸，學習內容主要是義理、詞章、考據，尤其是已然僵化的八股文章。雖然洋務派認識到現代社會所需大量專業人才，沖破巨大阻力興辦了一些新式學校，但數量有限、培養的人才也有限。但這個階段，官方教育體制外的另一種教育體制悄然而生，漸漸發展，為社會供應了相對多的現代化專業人才。

1839年，馬禮遜學堂在澳門開辦，1842年，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1850年，上海有教會辦的英華書院、清心書院、徐家匯公學等。1853年，福州有教會辦的格致書院，天津有望海樓天主堂附設的法漢學堂，以及誠正小學和淑貞女子小學，1864年山東有蒙養學堂、北京有貝滿女塾，1867年北京有潞河男塾等。

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中國社會對專業人才的需求增加，傳教士們便不再滿足于低層次的傳教活動，要求在中國發展高等教育。于是，許多教會學校開設了大學課程，逐漸向教會大學過渡。如上海的約翰書院、中西書院，廣州的格致書院，北京的匯文書院，南京的匯文書院，通州的潞河書院等等。到1875年，全國教會學校總數達800所，學生達2萬人。到90年代，教會學校進一步增加到2000所，學生4萬人之多。

19世紀末的教會大學無論從其學制、課程上還是從其設備、教學手段上看均還不完善，教學質量更不能與西方普通大學相提并論。但是，因教會大學的出現，一套比較完整的現代教育體制卻移植到了中國，幼兒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等，在中國官方教育舊的體制外形成了一套新的教育體制，打破了官府教育的壟斷地位，推動了現代中國教育向現代的轉化。

從1902年清廷學部擬定一系列辦新學的文件到1905年科舉制的廢除，全國掀起興辦新式學堂的高潮，急切需要從數理化到音體美的現代學校教育的教師。此時，創辦已數十年的教會學校無意中為各省學堂“儲備”、輸送了一大批教師。如1901年山東大學堂創辦時，美國傳教士、曾任教于山東登州文會館的赫士應山東巡撫袁世凱之請，率領文會館中外教師，在1個月之內就創辦了中國第一所省立大學，山東高等學堂，并擔任總教習。

據1910年調查統計，登州文會館及廣文大學的180名畢業生中，58%在全國各地任教。1926年，圣約翰大學畢業生有72人在教育界任職，其中大學校長2人，大學教師65人，中學校長5人。1938年，據燕京大學的統計，其1700多名畢業生中，有39%從事普通教育，15%從事研究和高級教育。據1937年的統計，各教會大學畢業生有41%在從事教育。在國立大學、私立大學以及中學里，從事英語、農科、醫學、體育、音樂等教學的，絕大部分是教會大學畢業生。

20世紀20年代起，教會大學由于其本身的不斷完善、發展，開辟了許多學科新領域，從而帶動了中國有關農科、法律、新聞、醫學等方面的教育與研究。如金陵大學農學院、東吳大學比較法學院、燕京大學新聞系和社會學系、華西協和大學醫學院、齊魯大學醫學院等，在國內都處于領先地位。

與現代化建設緊密相聯的外交、電報、鐵路、海關等部門，不僅需要專門知識，還需要有堅實的英語基礎，教會大學的學生優勢明顯，在這些機構中任職者也為數甚多，填補了這方面的人才之缺。

從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30年代，是我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時期，重要的機關、機構都在此階段建立、完善。官方體制外的教會教育體制，適時為這些機構、機關提供了所需人才。

當然，歷史不能簡單比附。當年的教會學校是在國權日損的情況下誕生、發展起來的，這種教育體制外的“供給”，卻是適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明顯減弱了1905年廢科舉即舊教育體制崩潰后帶來的震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