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人在古代有一種天然的優越感，如果在鄉間，家有秀才，那么其地位就會高于別家;在官場，書香門第同樣是引以為傲的事。因此，古代官員“白天做官、晚上讀書”的現象十分普遍。習慣使然。歷朝歷代的官員大多年幼時就開始學習四書五經、諸子百家，寒窗苦讀，養成了長年讀書的習慣，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習慣，能勤于讀書，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釋卷。總之，讀書是古代官場的主流。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價值觀的推崇。魏晉南北朝和唐宋時期，品評官員往往看其出身門第，識其談吐風度，論其書法辭章，講究名望口碑等，有了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場上讀書、作文蔚然成風，不讀書之輩很難在官場里立足和生存。宰相須用讀書人，歷代皇帝用人導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都要求做官必須讀書。漢武帝時考核提拔官吏的一個重要標準就是能否通達儒學。

盛唐時期好學之風遍及朝野，官員士子對讀書極為重視。唐太宗常言“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告誡百官多讀史書。韓愈說，“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中唐以敢于進諫出名的陽誠因家貧無書讀，便去做了抄書吏，晝夜不出門，“經六年，乃無所不通”，堪稱“勵志哥”。絕大多數武將出生入死之際，也認識到讀書的重要性，重視謀士。古代官員分文官和武官，文武之間最容易產生矛盾，互相瞧不起;但往往文武兼備者卻能左右逢源，能“出將入相”在古代往往被看作一個官員最為榮耀的履歷。

絕大多數武將出生入死之際，也認識到讀書的重要性，重視謀士，如劉邦、劉備等。有的武將本身就是文官，如辛棄疾、陸游等;也有不少文人投筆從戎，征戰沙場，特別是唐宋年間;還有的武將酷愛讀書，如關羽、曹操本身就是詩人。明清兩代的督撫本身還兼軍職，負有戰守之任。王陽明一代大儒，先后帶兵平定了多次叛亂;曾國藩率湘軍東征，身邊將領如羅澤南、胡林翼、郭嵩燾、劉蓉、左宗棠、李鴻章等等大多是讀書人，他們朝出鏊兵，暮歸講道，上馬殺賊，下馬讀書。湘軍悍將曾國荃的志愿就是“百戰歸來再讀書”。太平軍李秀成后來總結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太平軍中缺讀書人。

讀書也是“透得名利關，便是小歇處”。《紅樓夢》里薛寶釵就以自家是個讀書人家，祖父愛藏書引以為傲。不少古代官員仕宦一生，最終往往將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學術事業，將“求道”作為自己一生最大的奮斗目標，讀書成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不二選擇，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標。

一些官員在著書作文方面勤勉篤毅，成為做官和作文兩方面的典范。漢唐以來大小官員中，身為思想家、文學家、史學家的就不少，文化人和政治家往往合為一身。特別是自魏文帝曹丕把文章提到“經國之大業”的高度后，詩文著述就成官場的顯規則。古代官員大多能詠詩言志，賦詞怡情，并將其融匯于從政實踐中，涵養為一種以讀書鋪就為官之路、以為官提升品性的優良傳統。唐宋官員幾乎人人都有詩文集傳世，南宋提刑官宋慈還撰寫《洗冤集錄》，成為中國法醫學的里程碑之作。

有的在講學布道方面不遺余力。如唐宋官員每到一地，都樂于收門生，建書院，講學傳經布道。宋代書院之發達，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明清繼承這一傳統，講學之風更盛。如萬歷年間，以顧憲成為精神領袖的一些文官經常利用休假在無錫東林書院讀書講學，議論時政。顧憲成還為東林書院題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清代特別是甲午戰后，官員們終于從虛驕夢中驚醒，士林爭講西學、官吏競談新法成為官場新常態。開讀書會成為政務之余的新時尚，如長沙由譚嗣同、熊希齡發起南學會，聯絡全省官紳讀書講學，每七日集會演講一次，聽者數千人，“專以開浚知識，恢張能力，拓充公益為主”。

著書講學，在一些官員們看來也是儒家賦予他們的社會責任，可正官風，倡士風，教民風，化民成俗，開悟民眾。故而，在古代，讀書往往會伴隨官員們一生，這既是工作要求，更是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