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必有因，有因必有果。朱棣在位期間做了一件令大家瞠目結舌的事情，就是下令大肆捕捉尼姑。這尼姑是怎樣得罪了朱棣呢？我們一起去看一下這件事情背后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

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突然下令，將全國所有的尼姑以及女道士，統(tǒng)統(tǒng)逮捕送到京師逐一審問，驗明真實身份。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索天下尼姑案，打破了佛門千年來與世無爭的靜雅，那么，朱棣為什么要捕捉天下尼姑呢？

尼姑，是出家修行的女教徒，講求六根清凈，四大皆空，與朝廷素無瓜葛，但明朝的尼姑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侵擾和追捕。永樂十八年（1420），明成祖朱棣突然下令，將全國所有的尼姑以及女道士，統(tǒng)統(tǒng)逮捕送到京師逐一審問，驗明真實身份。這場史無前例的大索天下尼姑案，既打破了佛門千年來與世無爭的靜雅，也讓后人感到莫可名狀的疑惑。

而事情的起因，卻是一場發(fā)生在山東境內，由唐賽兒（女）領導的農民起義運動。據(jù)《明史》及清代有關野史雜鈔記載：唐賽兒于永樂十八年二月，在家鄉(xiāng)蒲臺（今山東濱州）聚集數(shù)千白蓮教徒，以紅白旗為號，揭竿而起，對抗朝廷。這場發(fā)生在山東境內的農民起義，因為規(guī)模小、持續(xù)時間短，且沒有震動明朝政權，所以連歷史教科書上沒有記述，但當時的皇帝朱棣卻“甚為震驚”，不但派出了“京營”五千精銳人馬，還把正在山東沿海“抗倭”的軍隊，也用在了鎮(zhèn)壓這場農民起義上面，很有股子“攘外必先安內”的架勢。

唐賽兒（1399～？），明初農民起義軍女領袖，山東濱州蒲臺縣人。1420年（永樂十八年）在益都（今青州）卸石棚寨率眾起義，震動京師，給明王朝以沉重打擊。

朱棣為何如此興師動眾？據(jù)筆者分析有以下原因。

其一，起義發(fā)生在“遷都北京”前夕，直接影響到皇帝的“形象工程”和“政績工程”，朱棣決不允許在這種時候出任何亂子；

其二，起義軍以“白蓮教”為依托，教徒對唐賽兒死心塌地，惟命是從，朱棣決不允許“邪教”蠱惑民眾；

其三，起義軍隊伍不斷壯大，屢敗官軍，且唐賽兒對于朝廷的招安不理不睬，使朝廷和朱棣顏面掃地。種種原因，使朱棣對唐賽兒分外仇恨，對起義軍進行瘋狂鎮(zhèn)壓。因為寡不敵眾，腹背受敵，起義軍只堅持了三個月就失敗了，但唐賽兒卻下落不明。

為了消除心中忿恨，為了防止死灰復燃，為了能夠殺一儆百，朱棣下令嚴察唐賽兒的行蹤，但搜捕工作沒有任何進展。民間搜不到，朱棣決定調整工作重心，把搜捕唐賽兒的重點放到了佛門。朱棣之所以這么做，筆者認為有以下原因：一者，搜捕人員為了推卸搜查不利的責任，有可能以唐賽兒入佛門來搪塞朱棣。二者，佛門弟子遠離世俗，官府一般不介入，唐賽兒兵敗后極有可能混入佛門避難；三者，唐賽兒起義時，曾自稱“佛母”，朱棣以此認為唐賽兒與佛門有著某種關聯(lián)。史料中也有相關記載，朱棣因“唐賽兒久不獲，慮削發(fā)為尼或處混女道士中，遂命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站，逮之京詰之”。（《明史紀事本末》）

于是，朱棣下令將北京、山東的尼姑、女道士統(tǒng)統(tǒng)逮捕，押送朝廷審訊。同年七月，朱棣又命段明為山東左參政，繼續(xù)搜索唐賽兒。段明為了完成這一任務，不僅把山東、北京的尼姑逐一搜查，全部捕捉，甚至還逮拿了全國范圍內的數(shù)萬名出家婦女。關于此事，《明史》也有簡單記載：永樂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唐賽兒反，唐賽兒不獲，溟逮天下出嫁尼姑萬人。一直到朱棣病逝，他一心想捉拿到唐賽兒的愿望也沒能實現(xiàn)。明朝強大而又嚴密的特務、巡察機構，在捉拿唐賽兒的問題上，因為不得民心，即使想出通過捕捉天下尼姑的荒唐、極端的辦法，最終也無濟于事，得到的結果是“賽兒卒不獲，不知所終”。

唐賽兒究竟哪兒去了？多少年來，不少歷代史學家，為了尋覓這位巾幗英雄的最后歸宿，窮經皓首，至今仍無定論。

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堂堂大明皇帝竟然大肆抓捕尼姑只為了一個造反的女人。雖說造反這件事讓人氣憤，但這排場也太大了。打攪了佛門清凈地，不怕遭報應嗎？